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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耽误了将近一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地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厉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蹦蹦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来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样子，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说：“没有啥！孩子怎么样了？”
她说：“孩子是急性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她一脸感激的样子，眼睛里也潮潮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头来逗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