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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凡的话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妹妹才两岁，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工养我们兄妹俩，还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学，我不忍心。我对我母亲说，将来让小妹妹上大学吧，我工作供她上学，一家子有一个大学生还不就够了。她怪我不求上进。我能忍心她白天厂子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和妹妹俩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里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着。我上中学的时候，没买过一张电影票。寒暑假里的学生场，五分钱一张票，我都不向她要钱。我上高中的书本费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捡破烂挣来的钱。学校里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学费全免。有时候，图书馆整理图书，班主任老师叫我去帮忙，学校里给点补贴。不是我不爱看电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后来是公鸡发现了，他就替我买过好几次票。那一次上制图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什么总不用制图纸做作业，我怎么说呢？他态度也不好，说再不按哥斯特（“规格”的俄文叫哥斯特）的作业，今后他一律不改。我就顶了他一句，只要图画得合符规格，你管我用什么纸呢？是他先火了，说不想上制图课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了一节课。后来，你串通了公鸡，给我买了制图纸、鸭嘴笔，怕我不肯收，偷偷塞进我的书包里。你们不是公子哥儿，也就那两个零花钱，还不是自己省下来的。我发现你们塞在我书包里的那卷制图纸、鸭嘴笔和一张小纸条子。纸条子上写了几个字：“请你一定收下，我们佩服你刻苦求学的精神。”你们当时没留下名字，可我认得你的笔迹。我很感动，我从来不向人诉穷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图书馆楼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场。你们是难以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现在就可以挣钱了，我需要工作！
叙述者的话
快快头一次发现人生还有这样的悲哀。他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当高的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也好，他从来也没有感到短缺过什么。听到自己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竟然做出这种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还要蒙受落榜的耻辱，他非常难过。眼前，正凡却清醒地等待着这种不幸。如果替一个同学仅仅是买个鸭嘴笔，或是交付一些书本费，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们也会给他的。但是，要负担一个人整个大学期间的费用，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开口，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许久，只好说：“走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转转。”
他觉得，他应该陪伴正凡，分担一点朋友的痛苦，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巷子走着，两人一言不发。此刻，对他们来说，这种默契胜过于任何语言。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了大学的门口。
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他们当时还不懂得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学校大门口贴满了“大鸣大放”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发学校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有要求改善学生待遇的；有对一些党团干部的批评；还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议论。而那些大胆的评论使他们吃惊，大字报中揭发的那些问题也使他们愤慨。但是，快快又觉得，这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他身边还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他感觉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间也就消失了。他们进到校园里，又看了一会大字报，之后便分手了。
快快的话
我回到家里，刚进门，见客厅里父亲在和一个人谈话，来人正在向父亲劝说什么。说到要他“鸣放”“发表意见”“向党提建议”诸如此类的话。我上楼去了，回到我那间小书房里，又沉浸在我的功课中。傍晚，我下楼来吃完饭，就又上楼了，一直坐到半夜。几个月来，我天天如此。下楼睡觉的时候，经过父母亲的房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否把我退回去的问题，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为我说了话。他是个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学的时候，他替我说了话，大致是说我还是孩子，进大学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学论表现论成绩都好，既然收来了，还是留下吧。这样，我就被保留了学籍，可大学那些年的生活，对我这个幸运儿来说，却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从一进学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公鸡的话
还是说五七年那个夏天吧。快快见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原谅了我对科学的背叛。他来祝贺我，我们便和解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谈到了正凡，便约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来了，穿着个汗背心，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们约正凡一块出去玩玩。正凡说：“去哪儿？”我想起爬山，就说：“爬天台山！”天台山在城外，有三十多里路。我们说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吃的、喝的由我们带，他就别管了。快快说：“把你的画板带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点钟到你窗上敲窗子。”
正凡没有让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知道那天他母亲工厂里休假，正在家。可他妹妹出来了，招呼我们说：“妈妈叫你们进去呢！公鸡和快快哥哥你们进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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