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行车196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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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村庄的房子大部分还是土房，村北的村西的土岗下还残存着过去的寨墙。寨墙的上部长着茂盛的青苔和杂草，寨墙的下部不断向下掉着被风雨剥蚀的无力的细土。当风雨袭来的时候，在霹雳雷电的不断闪射下，村庄一下就缩小得看不见了，如同激光的迪士高舞厅中人们的抽动一样，村庄也在那里无力地抽搐。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所有的乡亲和亲人们，我的大舅、二舅是或表哥们，我的姥娘、舅妈或是表姐们，又在那里上演着一场和煦温情的乡村社会中表面雾气和静水之下的刀光剑影的宏伟话剧。美好的朝霞或是夕阳是暂时的，更加持久和耐心的是阴雨连绵的天气或是烈日当头我们在地里割毛豆的时候。还有我们那些以小做大的父母呢。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恐惧和永远担心的童年和少年的开始。世界上永远不存在欢乐的童年和少年。因为世界永远在成年人手里握着。大人一板脸，我们就害怕。只有等我们也长大成人以后，我们才发现过去大人对我们的训斥和教育原来是那么可笑和可悲。他们更多的是不懂装懂和装腔作势。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蜕化成这样的人了。世界就是这样倒着脚步在前进的，你让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呢？这里说的刀光剑影还不是简单明了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那是一目了然的，那是显而易见的，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而是在风和日丽和和风细雨之中，看着平稳的水面什么也没有发生，是温暖的所谓家之中或是电影散场时在急着相互喊叫和寻觅的亲人们之间，那些表面看没什么一切都是笑语欢声而在静水深流之下潜藏着的永远抹不去的险恶的记忆。不是一种大起大伏的千军万马的奔腾到来，而是在一个个人内心之中阴雨连绵的不断──那些说不清道不白的永远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日常的憋屈比剧烈的冲突还让人难耐。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毫不例外的日常担心。我们想喝农药的心都有了。当我们撇开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只看到世界上大的事情和外在矛盾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的一生是那么地光明和献身，但是当我们细想起身边的每一分钟时，我们就觉得在水下憋屈着的一个人能顶上一个世界了。我们是多么想从深流和潜流中爬到水面透上一口气呀，我们是多么想把自已的矛盾往外引和把自己的苦水往外倒呀，我们多么地想把自己的矛盾扩大成阶级矛盾呀，我们又多么地想把这阶级矛盾扩大成民族矛盾呀，我们是多么地想从此离开这家和这个村庄坐上火车到远处去从军呀，这个时候村庄倒是一下子显得亲热了，婶子大娘把煮好的红皮鸡蛋塞到了你的军用挎包里。──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力图想从过去的童年中找到一些可供我们回忆的细节和可供我们放下一个叫温暖的地方。那样的一个情景，那样的一个表情，那样的一个动作和那样一个温暖的笑容，那样的人生故事的递进和嬗变，于是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在梦中甚至还说：

    “娘，我要撒尿。”

    或者是为了一个错误，娘不可避免地打了我们一脖儿拐，接着你哭了，娘也哭了。还有寨墙上掉落的那些无力的细土，或是早已在1969年就被我们打死的一条秃尾巴狗，或是早年的一声偶尔的蝈蝈或是青虫的叫声，你在30年后你家的阳台上或是一首无意的音乐中偶尔听到了，一下把你推回到30年前──一棵青草或一束野花，漫地的星星草，你家后院的那棵老枣树或是大楝树，你都想重新与它们对话。30年前的对话不过是一个刚刚犯了错误挨了打光着黑瘦身子的儿童或少年在喃喃自语，但是现在在你的心头，却共鸣和弦出那巨大温情的音乐的篇章了。甚至成了你和你所亲爱的人之间的一种谈资。当然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一代一代的递进是多么地相像和重复，同时也说明我们是多么地健忘和好了伤疤忘了疼。当我们对娘厌恶从心理上要拋弃她们的时候，作为男孩我们成年之后就留成了长发作为女孩就挫起了短发，当我们要拋弃爹的时候作为男孩我们就推成了板寸作为女孩我们就留起了飘逸的长发。当爹娘都该拋弃的时候我们就只好留一个光头了。还有更不幸的呢，我们甚至被他们生错了我们长大以后急着要做变性手术。就是因为这样──本书作者白石头说，我要在这张扬的故乡面和花朵飞舞和飘动了三卷之后──你是三个大气球吗？现在要坠一个现实的对故乡一个固定年份的规定性考察为铅铊。或者哪怕它是一个空桶呢，现在要在这空桶里装满水，去坠住那在天空中任意飘荡的三个气球或是干脆就是风筝，不使它们像成年之后的人一样过于张扬和飞向天外或魂飞天外，自作主张或张腔作势──那就不知道自已吃几碗干饭或家里的狗窝里还剩下几块干馍喽。你就是一个狗窝里放不住剩馍的人呀──白石头说，我就用这个，来做你们所有回忆录的序言吧。雷电之下的村庄，毕竟托起过我们童年和少年的梦想；在我们成年之后的梦境里，他总是一个不变的背景；当我们出门远行走到一个陌生地段时，我们总拿它来较正我们的方向和丈量他们的距离，这时我们就已经在重回和温故我们的村庄了。说起陌生地方的三里五里，我们就想起了村庄到集上的路程；说起四十五十里，我们就想到了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如果用步行的速度，恐怕得走一晌呢。──写到这里白石头接到远在天边的朋友女兔唇──这个时候就不好叫女兔唇了，已经在巴黎做了缝合手术，鼻子下没留一点伤疤──的一封来信，她在信里说，她又要从巴黎回到中国了，她想在上海开一个法式酒吧；又说时到今日才发觉自己在后生时代怎么没有今日有酒今日醉呢？现在想这样，身边已经有两个混血的孩子在看着你；大的正在那里“嗷嗷”叫着等你给他换刚刚尿湿的牛仔裤，小的才刚刚一岁。接着又说，去年她在上海呆了十个月，怎么一直在那无所事事和虚度光阴而没有想办法跟白石头见上一面呢？接着这封信，白石头三天恍若隔世；三天之后，他用村庄的距离和方位丈量这信之后，喃喃自语地说：

    “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这个处于规定性的故乡和村庄──在比例尺下和军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黑点──这个作为我们方位和距离的参照坐标──这个共同的铅坠和水桶──本来我们在挑选坐标的时候完全可以忽略它，仅仅因为这个铅坠要由白石头来装，这个空桶的水要由白石头来灌，而这个村庄恰好是白石头度过童年和少年和地方，于是白石头也就凑巧和偷懒地拿它当一个现成端了出来当一切都不可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挑选它天经地久义脱离它倒大逆不道，于是它就真的和永恒地成了我们的参照系──在什么地方呢？它是：

    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

    1969年，姑娘们梳头用的还是化学梳子。从县城到乡村，开始铺第一条柏油马路。路上的行人和车辆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你还可以看到不断游动的拾粪老头。这年你刚刚11岁，你学会了骑自行车。于是你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就碰到了背着包袱上城离婚告状的吕大和吕桂花父女。当时你的脚还够不着脚蹬子呢，你把你的棉袄垫在了自行车的前梁上，你掉着屁股骑在棉袄上，你歪戴着一顶军帽──那还是一个盛行军帽、粮票和布票的年代，嘴里打着口哨，第一次风驰电掣地从刚刚修好还散发着柏油芳香的平坦的光溜溜的马路上一闪而过。因为一个自行车，你自动跟所有的成年人站到了一个制高点上。乡村的公共汽车不给吕大父女停车，你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风驰电掣一闪而过也没有发觉。多少年过去，吕桂花开始追问你那次乡村柏油路上的自高自大，你想了半天──在丽丽玛莲的酒吧里──竟想不起还有那么回事。你倒问：

    “是1969年吗？”

    吕桂花肯定地说：“是1969年。”

    你摸着脸想了半天：

    “我是1969年学会骑自行车的倒是不错，我在马路上威风的一闪而过也是不错──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兴奋呢，世界在我眼里真是青山绿水；但说起路上碰到你和你爹还在自行车上做大，我真想不起当年我会是这种品质。”

    吕桂花朝你脸上“呸”了一口：

    “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成精了和长大成人了，哪里还会把我放到眼里？当你骑在自行车上的时候，早已经忘记在我新房里跟我玩我一切都让你看的时候了吧？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变声呢，你都开始不要脸地跟我胡缠了。你想一想，你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看到月经带是在什么地方？你第一次搂着女人亲嘴是和谁？那个时候你嫩得像一只鸭子。后来突然有一段你没有来──不知道是和谁赌气呢，是嫌我对别人亲热对你不亲热了是不是？──后来突然有一天你又来了，我从屋里听到窗户外的声音，我说这是谁呢？那天是你第一次变声。这一段你还记得不记得！”

    这时你赶紧承认：这一段我倒记得。那是我的变声期。一段时间不来肯定也不是赌气和耍小心眼，那时我不还在上学嘛！”

    吕桂花:“学骑自行车是在变声之前还是变声之后？”

    你：“肯定是在变声之后，那时你不是还没闹离婚嘛！”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柏油路上那场自行车骑得并不愉快。青山绿水之下，你的屁股早已经被前梁给磨烂了还可以不说，问题是这场自行车骑完和青山绿水之后的后果，已经被三十年后的吕桂花和你给共同忽略了──你们只记得事情的前一半而忘了后一半──因为你们在相互的印象中是那么地不完整所以你们相互显得那么美丽。后来吕桂花说，一在电视上看到白石头，我就想起了我当新娘子时村里的孩子去与我嬉笑和打闹的时候；现在想想竟快30年了。──这时在白石头的记忆周围，30年前的庄稼也“刷刷”地长了起来。那时东地是一片蓖麻，南地是一片棉花，西地是一片金黄色的谷子和黄腾腾的油菜花，北地是一片黑森森的森林──虽然村庄周围从来没有过森林，但是事到如今，在30年后，它在我们的脑海里也是一片森林了。森林散发出多么充足的氧气呀──特别是在30年后当我们只身处在灰蒙蒙的都市天空之下。1996年，这个北方的中国都市入冬以来没有下过一场正经的雪，天是那样地干燥，空气是那样地污浊和逼人，让你呼吸起来都感到干噎；一冬无雪，整个城市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感冒。据说这次感冒的细菌1957年就已经灭绝；当这个细菌灭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当它卷土重来的时候我们可给赶上了。30年前的1969年，那个时候怎么一到冬天就下雪呢？雪厚厚的有一人高，把黄瓜嘴家的草棚子都压塌了。我们用铁杴在自已家门前挑出一条条小路，在街上就连成了四通八达的战壕。这时我们往远处的天边看，就看到沿着厚厚的大雪，一个勒着红头巾的乡下姑娘在雪地上行走。她那鲜艳的红头巾，远远看去像一团烈火。于是这美丽的图画也在你的记忆中开始装点你那刀光剑影其实待雪化之后就是满地肮脏的马粪的故乡了──本来雪在白天已经停了，但是到了傍晚，一片一片的鹅毛大雪又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天黑得比平日都早。这时屋里点着一盏蓖麻油灯，一家人蹲在地上，围着一闪一闪的灶火在”踢溜踢溜”地喝着白薯稀饭。没有烤馍片或是奶昔。也没有西兰花和法式牡蛎。一只手上边端着碗，下边的手窝里还夹着一块金黄的玉米面贴饼子，另一只手里单纯地拿着筷子，就着地上一个腌菜碗里的萝卜丝，一会儿就喝得满头大汗。这时还能听到雪粒打着窗户纸上的声音。这时你娘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冒着热气的大锅上抬起身子擦着头上的汗或者干脆就是头发上的汗──30年之后你甚至不敬地想，娘这个时候，从灶上扬起身子擦汗的样子还有些性感呢──问：

    “院子里的鸡窝给堵上了没有呢？”

    爹这时也吃惊地从碗上抬起自己的头，被胡茬包围着的嘴张了张，也没回答；他有些犹疑，在这犹疑的过程中，他也就忽略了娘的性感了。他的注意力是那么简单和让人失望地顺着娘的思路一下就对准了世界上的鸡窝。他不知道除了鸡窝还应该想到雪、屋里一闪一闪的灶火、冒着蒸气的锅之上娘的美丽的身影──扬身擦汗的那一剎那的闪动和线迹──如同美丽的蝴蝶在天空中飞舞，他甚至连扬头看一看打在窗户纸上的雪粒的智能和余暇都没有了，他脑子中单纯地塞满了还是娘给他提供的鸡窝──你说世界上到处充满和堵塞了这样的男人，我们的村庄和故乡还能发展到哪里去呢？他们还能有什么想象力和创造性呢？作为他老人家的后代我们还能有什么继承和出息呢？就连他最后的回答也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他在那里含糊地说：“好象是已经堵上了吧？”

    还是好象。恐怕这一点也被当年的风韵的新娘──给我们开启了性的第一课的吕桂花──现在已经是膀大腰圆连身子都坐不下一坐下就喘气的中老年妇女──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提前患有老年痴呆症呢？──在我们的朋友中，提前患老年痴呆症的决不在少数──给遗忘了呢。──于是在她那提前老化的和胡涂的脑海里，只记着我骑着自行车在新修的柏油马路上一闪而过而忽略了我们当时所处的成年背景了。我当时骑在自行车上旁若无人，但骑完自行车的后果又是那么地怵目惊心。也是好难消化呢。因为这个破烂的前梁上绑着棉袄的自行车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小刘儿借给我的。当我去到镇上南部的拖拉机站归还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1969年的朋友因为这个自行车的借出已经遭受过他爹的拷打。他爹拷打他并不是因为他把自行车借给了人，以前他在同样的地点也将自行车借给过人，他爹就没有打他，而仅仅是因为他把自行车借给了我；他爹因为他把自行车借给我就拷打他并不是因为他爹和我有什么矛盾，而是因为他爹和同在拖拉机站工作的我爹在一次饭场的闲聊中，针对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祖籍的归属──是湖北还是湖南？发生了争执结下了积怨，现在曲折地将对我爹和林彪的愤怒发泄到了我身上又把对我的愤怒发泄到了他的儿子身上──本来他爹是一个豪爽的人，平时还特别爱把自行车借人，现在因为一个人祖籍的无足轻重的归属，就把他几十年的努力和积累的形象毁与一旦。──当时的大人就是那么意气用事，其实他们谁也不认识林彪，湖北和湖南他们谁也没有去过。据说拷打的声音还格外的夸张，一下子就充满了拖拉机站的院子和响彻在整个镇子的南部──南方。

    “你为什么将自行车借给他？”

    接着“匡”地一记耳光。

    ──当然，他这种拷打儿子的做法，比直接拷打我还让我感到威严、冰凉和痛入骨髓呢。虽然小刘儿在向我复述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有些夸张，他爹拷打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责任一股脑的都推到我身上，一个耳光上来，他就会瘫在地上哭着说：“我并不想借给他，是他非要骑走的！”

    他爹又“匡”地给了他一个脖儿拐：“他说要借你就借给他吗？他是你爹吗？”

    这时他在那里哭着喊：“爹，别打我了，下次我再不将自行车借人了！”

    由于他对爹的用意的歪曲，他爹又给了他一个巴掌。但小刘儿向我复述的时候，托起自己红肿的脸，却开始一言不发。我当时看着这脸，还没有从自行车上下来，就从自行车上瘫倒了。从此我不但见了自行车打颤，见了拖拉机也打颤──因为拖拉机站是在镇的南方，从此我还开始恐惧南方。还有林彪。虽然你1971年飞机爆炸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但是我在历史上曾经吃过你的挂落你知道吗？

    ──这种像褪色的旧胶片一样的往事，这种1969年的童年转少年的变声期真是馨竹难书呀。这和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所以要把时间定在1969年，纯粹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变声期。我们只是觉得当时的大人，除了他们正常的修养之外，都有一种农民式的粗暴。1968年的春节刚过，我们一群处在变声期的小公鸡在村里投机主义地抓着春节的尾巴趁着春节的余味、余音和余下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消散又在那里兴高彩烈地玩起了炮仗。我的表哥秃老顶──也就十二三岁的孩子──这时玩炮仗玩出一根雷管。“轰”地一声响后我们并没有在意，秃老顶还为他这炮仗声音的格外嘹亮而在那里欢呼我们还有些嫉妒呢。但是接着我们意外地发现，他的一只小手开始往下“扑嗒”“扑嗒”地滴血了。接着我们又发现，这只小手的三根指头不见了。我们头脑“轰”地一声就跟着爆炸了。本来我们应该为刚才的嫉妒而有些幸灾乐祸，但是当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实给吓傻以后，现在雷管崩了秃老顶的手就像崩了我们自己的手一样我们也开始束手无策。共同魂飞天外之后秃老顶忘了哭我们也忘了哭，但最后手到底还是长在秃老顶的手上呀，当他终于从麻木中──这个麻木不是头脑和神经的麻木而是掉下三个指头的手那巨大的疼痛所引起的麻木──开始感到一些微疼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接踵而来的就是那排山倒海一样的疼痛在这巨大的恐怖面前他还是可以吶喊的用自己的吶喊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不是在那里和别人一同麻木──想到这里他甚至有些愤怒这愤怒的一半是对这滴血的手──你怎么说没就没说滴血就滴血了──另一半是对只会跟他一同麻木的我们──于是突如其来地像狼嚎一样叫了起来。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小公鸡，这时也才想起自己的责任，好象听到一声领唱一样，接着也一齐“哇”地一声加入这合唱的哭的轰鸣中。当然我们这种轰鸣并不是没有在世界上产生作用。秃老顶表哥的血也没有白流。从此它成了我们对一个固定年份的特殊记忆。30年后，只要你听到村庄里有人在叙述某件事要固定它的年份时说：

    “就是秃老顶崩手那一年。”

    指的就是1969年。由于我们的合唱和轰鸣，当时整个村庄一下被震动了。记得它在事实上造成的效果就好象是我们村里所有的孩子都一齐被雷管给崩着、一齐都掉下三个手指一样──整个少年的手像森林一样举了起来──谁说我们的北地不是一片森林呢？──大家的手都在往地下滴血。村里所有的成年人都放下手中的牛套和正在琢磨的心思，开始排山倒海一样从村庄和生活的各个角落奔跑过来──这时应该有一种宏大的乐队合唱作为伴奏。但等他们把目光集中到秃老顶正一滴一滴往下滴血的手上时，他们也像我们孩子一样束手无策和鸦雀无声。于是我的秃老顶表哥，在一层一层的人群之中，在我们孩子的哭声和大人们的鸦雀无声之中，一动不动继续在那里像雕塑和后来的现代派行为艺术一样在那里滴血──我们的秃老顶表哥，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引起人的注意成为人群的中心呢，于是这气氛也就更加烘托了他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由于这种感觉的产生就更加像一个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了。只有等到秃老顶的娘也就是我的三舅母从家里的灶台旁跑了过来他的爹爹也就是我的三舅刘老坡从正在刨毛根的田野里──那里是战地黄花呀──跑了过来之后，这种村庄的平衡和平静才给打破了。秃老顶的娘我的三舅母首先到场，她口中长着两根大黄牙，当她老人家看到这种严峻的事实之后，她除了被这严重的事实象我们一样震呆之外，由于想到对这事件还具有责无旁贷的处理责任，一下跳到了人圈的中央，首先没理秃老顶惨绝人寰的哭叫和少了三个指头的小手正在“扑嗒”“扑嗒”往下滴血──她从心理上首先绕开这事态严重的一面，而避重就轻地感到了一阵愤怒想起这严峻的事态给她带来的手足无措于是兜头向这事件的制造者和使作俑者秃老顶的脸上扇了一巴掌：

    “操你亲娘，谁让你玩炮仗了？谁让你崩手了？”

    这时秃老顶的爹我的三舅刘老坡也一身毛根地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三舅是一个瘌痢头，虽然刚才三舅母的话他并没有听见，但是好象两人事先已经商量好了和密谋好了一样，看着雕塑及正“扑嗒”“扑嗒”往下滴血的手，也兜头朝秃老顶脸上扇了一巴掌：

    “操你亲娘，谁让你玩炮仗了？谁让你崩手了？”

    这就是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当然，后来我的秃老顶表哥还是被人给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在送医院的过程中，我的爹爹刘花堂大出风头。我看到秃老顶在奔跑的架了车上一边躺在我爹爹的怀里──多么让我嫉妒，一边在那里扯着嗓子喊──这一喊喊出我们多少温暖的亲情呀，现在回想起来，它甚至一下把我和爹爹多年的矛盾和误会也给稀释和消解了──：

    “大爷，我是活不成了！”

    又有些胆怯地问：“大爷，我的血不会流光吧？”

    我爹一边叱呵怀中的孩子：“崩下三个手指头，就能够死人吗？”

    一边叱呵前边拉架子车的人：“操你们亲娘，就不能再跑快一点吗？”

    这种大将风度，多少年之后，都令我缅怀不已。到了夜里，秃老顶家一片沉寂。秃老顶没有了哭声。三舅母没有了声音。瘌痢头三舅舅也没有了声音。这是让人多么感念的一夜呀。事隔30年后，已经42岁的少了三个指头的秃老顶表哥，竟也在村里娶了一个外来的四川姑娘──说着让我们似懂不懂的“叽哩嘎拉”的四川话，违反计划生育生了一串儿女，接着还将嘉陵江畔的老丈人──一个驼背的瞎了一只眼的老头──和老丈母娘──一个瘸腿的老太太也接了过来，一家子在自己的场院里过得红红火火。当我们看着那瞎眼老头在村头拾粪和那个瘸腿老太太在他家院子里赶鸡的时候，一下就让人觉得生活有些匪夷所思了。这个时候我们也经常看见秃老顶在街上大呼小叫地赶打小孩。只是有一次他犯疟疾的时候，一人抱着头蹲在自己家门口的太阳下在那里发抖，这时村里来了一个吹糖人的──一副担子挑着一团炉火，卸下担子就将一个马勺放到烟灰四起的炉火上，马勺里本来是一团凝结的黑糖疙瘩，在烟飞火燎之中，终于像炼钢一样，黑疙瘩渐渐瘫成了一汪糖稀；吹糖人拿起一个小勺子舀出一汪糖稀，放到一块木板上，接着又吝啬地将那已经舀到木板上的糖稀又铲回锅里一些，这时就将糖稀挑出一个空隙憋红着脸开始往糖稀里吹气让糖稀人为地在世界上膨胀──原来人为地膨胀也能创造出一些神话呀，接着案子上就神奇地──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出现了一个个在世界上本来没有的公鸡、绵羊、山羊──还有胡子呢、猴子、猪、狗──都是我们日常饲养和熟悉的动物，接着还有高梁和大豆──都是我们日常种植和熟悉和植物。这些在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动物和植物，确实比我们爹娘的饲养和种植对我们还有吸引力。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了这里。──这动物和植物不但具有观赏性，而且当它被我们撞掉一个翅膀或是枝叶时也不要紧──它比我们在生活中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要简单多了，在生活中我们犯了错误要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我们犯了错误把它放在嘴里吃掉也就完了。糖稀──在一个乡村少年的记忆里，你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为了它，甚至比我们长大之后为了任何理想让我们赴汤蹈火、杀人放火理由还要充足。于是我们秃老顶表哥家的几个孩子，看着世上已经被吹起和创造出几个小猫小狗之后，也像别的孩子一样，疯了似地往家跑，跑到了正在自家门口犯疟疾的爹爹面前，提出要买一只小猫小狗的要求。如果放到平日，放到秃老顶不犯疟疾的时候，这种要求的本身就是在犯一个错误，他一定会为了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开始满世界的追打他们；但是现在的秃老顶不是平时的秃老顶，他正在犯疟疾──在他自顾不暇的时候，他的心态一下就发生了变化，人一下就变得和善和通情达理许多。他没有对孩子们发火，而是两眼无力和不知所措地问：“说什么？你们说什么？”

    孩子们满眼胆怯地将自己的要求又重复一遍。

    秃老顶这时似乎有些清醒，似乎马上要回到不犯疟疾的从前，两眼紧紧地和凶狠地盯着孩子们；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发抖和筛糠了，甚至有两个聪明的已经做好了拔腿就跑的准备；但是看着看着，秃老顶的疟疾又上来了，他的脑子又开始不清醒和胡涂了，于是有气无力和对孩子无可奈何地说：

    “那就买一个吧！”

    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欢呼。一下将聚集到他们衣服缝隙中喝饱了血正在打瞌睡的虱子都惊醒了。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时秃老顶又挥着自己缺了三个指头的手说：“买一只小猴！”

    当然买小猫小狗或是小猴对秃老顶并不重要，他在生活中也并不一定特别喜欢小猴和排斥小猫小狗，而是在疟疾中又偶尔清醒了一下。他看到眼前的孩子这么高兴，总觉得世界上有什么不对，总觉得要把这种兴奋给压制一下减缓一下嫉妒一下和改变一下才心安理得。于是就做出了只能买一只小猴和果敢决定。这时四个孩子倒是比一阵清醒和一阵胡涂的秃老顶要大度许多，本来四个孩子已经决定要买小猫或是小狗了，现在也不和秃老顶计较了──写到这里白石头又有些不明白，怎么世界上的孩子总是比大人还要懂事和体贴人一些呢？──并且作出本来就和爹爹没有分歧和样子，齐声在那里说：

    “本来我们就说要买小猴！”

    但是秃老顶还没有完呢，余兴未尽地继续在那里说──这个时候他在对世界不断做出决定的兴奋中，说不定真的把疟疾忘记了。他继续说：“买一只小猴，你们四个轮着玩！”

    孩子们一通百通地说：“我们四个轮着玩！”

    秃老顶缺了三个手指头的手四处挥着：

    “掉了耳朵或是掉了尾巴，你们四个轮着在嘴里唆！”

    孩子们；“我们四个轮着唆！”

    这时秃老顶从口袋里掏出破烂的两毛五分钱──如今在我们的乡下，没有一个钱是不破的──递给了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捧着这钱，在一群别的正在被爹娘追打的孩子们中间──本来他们也应该是这一群中的一个──共同珍惜和心爱地买了一个糖猴，四个亲骨肉的兄弟姐妹共同在那里观看和把玩，掉下一只耳朵或是尾巴又共同在那里你唆一口我唆一口──本来四个孩子在平时也不是多么懂事──个个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从他们将来长大一个是泼妇一个是无赖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以前的看法就知道我们过去看他们的眼光并没有错──但在这呵护小猴的一刻后来小猴掉了耳朵和尾巴又共同唆它们的时候，一下就变得懂事和大度了，纷纷说：

    “你再唆一口，你再唆一口！”

    这种体贴和温情，就开始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当他们也满目沧桑和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当他们由好动变得爱喃喃自语的时候，当他们由一个家庭分离成许多家庭在九九重阳或是爹娘的忌日又聚到一起的时候，这时他们抽着旱烟已经默默无语，可能他们每一个人都忘记了爹的疟疾或是四人共同的那只小猴，但是这只小猴，却是支撑了他们童年和以后漫长人生路的美好动力呢。为了这个，我们谢谢你秃老顶表哥，谢谢你的疟疾。为了疟疾而打针是一件蠢事。──所以，当我们在说到1969的成年人都有些粗暴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也像30年后的秃老顶一样具有一些粗糙的温情──时间并不会给成年人带来太大的变化。当然，我们往往并不因为他们的温情而折服──温情只会给我们留下回忆，倒是他们爆发出的粗暴却让我们对他们特别崇拜和模仿。由于这种崇拜和模仿的多样性，最后倒是在我们的心里只留下一个概念而缺乏具体，渐渐就演变成了一个普遍的而没有细节的权威了。记得我六岁的时候，对成年人走路的姿式特别着迷。看着他们在前边走，看着他们的屁股一走一掉于是大裆的裤子在屁股左右来回打折，回到家里我就拼命在那里模仿──还将姥娘叫过来，走了一遍给她看，问：

    “我在前边走的时候，我屁股后的裤子也打折吗？也是那样左右转换吗？”

    当姥娘告诉我我的小屁股走起来裤子也是左右打折和转换我才擦着头上的汗松下一口气来。以至于长大之后我也不爱穿牛仔或是紧身衣而爱穿大裆的裤子，当一些关心和爱护我的朋友问起我这个习惯的缘由时我一开始不知所措，后来想了想说：

    “可能是为了蹲下来方便吧？”

    后来觉得这样回答不解渴，又想了想说：“可能为了让裆里永远不大出汗吧？”

    本来这种回答已经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已经让朋友们相信了我的真诚，而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的回答让人心服口服──久而久之连我自己都相信了，但是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前的回答是隔靴搔痒。原来我还是源于一种对成年人的模仿自己并没有长大──原来我只是一种表演。对不起朋友们，我向你们撒了一个永久的谎言。模仿完成年人的走路之后，我接着还模仿他们的声音──这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距我1969年变声期还隔着五六年呢。我学他们的咳嗽，我学他们的吐痰──可一只五六岁的小公鸡的稚气的嗓子里，哪里有那么多成年人的黑粘扯条的成熟的浓痰呢？还有说话的方式，抽烟的样子，一直到1969年，当我看到成年的流氓都是歪戴着或是压低着帽檐，我也开始歪戴或压低──为了这个歪戴或是压低，是歪戴或是压低，我在思想上也斗争了好长时间呢──歪戴可以显示自己的勇气，但毕竟显得外露一些；只有压低着帽檐，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深刻来。于是我就压低着帽檐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而过。还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村里一个大名叫宋玉美外号叫做麻老六的异姓表哥脸上的密密麻麻的麻点──说起来也有些盲目，那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成年人都值得崇拜，谁知道在你们成年人中间也有很大区别呢──当我们盲目崇拜一个人的时候谁知道他在其它成年人心里并不算什么我们就崇拜错了呢？特别是有一天当别的成年人当着你的面用一种恶作剧的形式将这个迷底向你揭穿的时候，你突然感到的震惊和震惊之后对这个世界的迷惘和愤怒──你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就近似一种绝望了。如果当时你觉得是上当受骗还好一些，如果你将这种愤怒发泄到自己崇拜的对象身上也要好一些，问题是当你看到这种真相之后，你从一种首先要逃避责任的本能出发，你不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而是觉得这个血淋淋的世界是扭曲的。麻老六表哥脸上的麻点啊，你也骗了我整整30年。我对麻老六表哥的崇拜并不首先是从麻点出发，──一开始崇拜他的是他吃完饭边在街上走边用笤帚篾子剔牙的姿态──后来才涉及到麻点。麻老六边走边歪裂着大嘴剔牙，我觉得那种姿态多么地富有男人味和成熟感啊──虽然别的男人也边走边剔，但是总没有麻老六表哥剔得那么淋漓尽致和线迹优美。终于有一天我也鼓起勇气，开始拿起一根笤帚蔑子在自己家的后院里偷偷摸摸地练习。牙一下就剔出血来了。为了这血我对自己幼嫩的牙口还十分愤怒──甚至一下就丧失了信心，怎么麻老六表哥的牙剔得那么痛快淋漓还不出血边剔还边“扑扑”地潇洒地往外吐着饭渣而我头一次遭遇剔牙就失败流产了呢？为了这个，从此在街上再见到麻老六，我就感到特别自卑；为了弥补自己的自卑，我每每鼓起勇气想上前真诚地给他叫一声“表哥”但是到了最后关头我又像皮球一样泄了气──我们两个之间缺乏心领神会呢，于是这样的契机就永远没有发生。──从此我对世界上固存的一类人──不管是他的长相，还是说话走路的方式就感到特别发怵，一见到这类人的模样，我就像鸡见了黄鼠狼一样腿肚子发软。包括久已认识的朋友，再一次见面也不敢主动打招呼；过后自己又在那里悔恨自已。也可能当时我在麻老六的眼里也太不在话下了，虽然后来他在成年人中已经被揭穿了真面目我已经发现他在那个群体中的无足轻重但是他在我面前依然自高自大──这就让我更加无所适从了。他哪里还能想到在他无足轻重的同时，世界上还有一个孩子对他在街上边走路边剔牙的动作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为他真面目的揭穿而愤怒伤心呢？在我们双方两不知的情况下，他就像一个落魄明星看到一个害了单相思的少女胆怯地看了他一眼他仍对少女视而不见一样。我既没有寻到一个机会他也没有给我创造出一个机会让我将我的心迹表达出来。现在麻老六表哥已经去世20年了，我觉得这是我和这个世界在相互关系中所遗留的一大遗憾。我们哥儿俩在该沟通的时候竟没有沟通。由于崇拜他的剔牙，我就开始崇拜他的麻点。满脸的麻点呀，你装下了世界上多少深情。为了这些崇拜，爱屋及鸟，我甚至连他旁若无人的放屁都感到是潇洒风采的一种。麻老六的老婆俺麻六嫂说：

    “夜里睡觉不敢给俺金枝（麻老六和麻六嫂八岁的女儿）蒙头睡，怕被麻六的屁给呛死！”

    以至于到了今天，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麻老六的一个非常普通和日常的屁，能从村东放到村西。我们的村庄有多长，麻老六表哥的屁就有多长；换言之，我们的村庄有多长？有麻老六表哥的屁那么长。没有麻老六表哥的世界，显得是多么地单薄和无聊呀。因为麻老六，我对东老庄的路之信表哥也有些崇拜。路之信表哥脸上也有些稀疏的麻点。路之信表哥现在还活着，他的一大风采是：村里死了人，全部由他来喊丧。那一腔腔洪亮的声音，响彻在整个村庄的角角落落。

    “有客奠喽──”

    “烧张纸──”

    “谢客──”

    “送孝布一块──”

    控制着整个场合，掌握着一种情绪，脸上憋红的麻点里，藏满了世界的风云。你是总统，你是首相，你是从古到今的第一哲人、贤人和圣人。后来我姥娘去世的时候，也是他站桩喊的丧。就是这么一个超拔的伟人，去年冬天我从村里穿过，突然发现他和蔼地和一群草木百姓──我的舅舅大爷们杂坐在一起袖着手蹲在街头晒太阳。为了他的这种平易和可亲，我突然对这场面格外感动。亲爱的人们，不把你们的历史真相揭穿给我们好吗？麻老六表哥，现在你安静地躺在了一片雪落的田野里。30年后我虽然想起的还是对你的崇拜，但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在1969年的西北萝卜地里，你已经被一个11岁的少年给埋葬了；和你一块下葬的，还有他那颗对世界充满希望的心。1969年秋天红日高照，我们村庄的男男女女都在西北地刨胡萝卜。虽然秋天的太阳已经不像夏天的烈日那么炎热，但是当你拿着铁耙子在地里刨上两个钟头之后，你的头上还是冒出了密麻的汗珠。刨萝卜的时候世界还很平静，你不时偷看一下麻老六表哥脸上的麻点；但是当大家休息的时候，世界突然在你面前坦露出它血淋淋的创面。它让你猝不及防。一开始你从远处看到一群成年男女扎成一堆在那里嘻笑──后来从这种嘻笑所引起的后果看，扎堆聊天原来就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开始，于是从此我对茶馆里贴着“莫谈国事”和商店里贴着“不准扎堆聊天”的标语衷心拥护。一扎堆就非扎出问题不可。所以直到现在，我对所有的朋友们或是非亲非故的人站在一起和坐成一圈在那里聊天都从远处感到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不知道接着世界上会出现什么轩然大波。我在世界上的恐惧，往往是从议论开始。议论你娘个球？如果1969的秋日一群挖萝卜的成年人不在那里扎堆，那将是一个多么温暖和平静的下午呀。终于，夕阳西下了，暮色起了，远处的村庄里已经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在远处的苍茫中，传来了老牛的叫声和女人们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平心静气和心情愉快地收工了。收了工，大家洗一把手脸就可以吃饭了。吃完饭我们还可以点上一袋旱烟。一边吸着旱烟，一边就不能回想些往事吗？但是还没到收工的时候，我们还在萝卜地休息的空间，远处的扎堆聊天突然就变了性质，接着就给了一个11岁的少年当头一棒──他们用事实告诉他，多年来你对麻点的崇拜是多么地滑稽和荒诞。因为玩笑开着开着，几个男女突然将我的麻六嫂给捺到了地上，接着就将她的裤子给扒了下来──真没想到她的屁股还那么白，但是当一个成年女人的大白屁股中间还夹着一团阴毛这时看上去就像是一张隔夜的油饼突然第一次展现在一个11岁少年面前的时候，给他目光和心理的感觉就是一阵烈日当头的晕眩和迷离。如果事情仅仅做到这里，这个少年晕眩之后还能把握自己，但是这群成年男女，接着又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胡萝卜，插在了她的屁股和两股之间。这就让这个少年对这个世界从晕眩到达了一种绝望的地步。过去在他的心里，成年女人的屁股是多么地神圣啊。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的屁股顷刻之间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殆尽。如果事情仅仅停留到这一步，这个少年对这个世界还残存着希望，但他接着看到，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他所崇拜的麻老六和他脸上的麻点，就距事件的现场近在咫尺，但他一直对这种局面的持续没做出任何反应──整个过程他都看到了，但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甚至还对那些做出这恶作剧的成年人露出一丝讨好的微笑。历史的真相和人皮“唰”地一声就在我的面前给撕开了；血淋淋的创面，一下砸在我的脸上。我的愤怒和委屈，超过了现场的每一个人。麻老六脸上的麻点，开始在我心头的悬崖上一落千丈。我不是愤怒屁股和麻点，我是愤怒我的崇拜。我所崇拜的人呀，原来你在你们中间是这么地没有份量。就好象成年的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在他的朋友中间受到奚落一样。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讨好的笑容。世界在我面前一下就崩溃了。世界的血淋淋的真相难道就这样注定要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一幕幕地被揭开和暴露吗？接着大家又平心静气刨萝卜，大家又变得心平气和──刚才的一幕顷刻间烟消云散，但是这时有谁知道，在萝卜地一隅，还暴露着一颗少年的血淋淋的心呢──事件消失，伤口并没有弥合。看着你们扒下的是麻六嫂的裤子，其实扒的就是这孩子的心呀。从此你让他怎么再去看那剔牙、放屁和麻点呢？世界已经在他面前出现了坍塌和偏差，你让他怎么将这错误的巨大的历史车轮给调整和转动过来呢？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沉重的车轮要调向何方呢？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少年闷闷不乐。当天收工回家，饭吃着吃着，他突然在那里无声地哭了起来，泪“啪嗒”“啪嗒”就滴到了饭碗里，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姥娘马上问：“白石头，你怎么呢？”

    白石头摇了摇头。

    姥娘：“你身上不舒服了吗？”

    白石头摇了摇头。

    姥娘：“是和谁打架了吗？”

    白石头摇了摇头。

    姥娘：“是丢了东西了吗？”

    白石头摇了摇头。

    姥娘奇怪：“那是为了什么？”

    这个时候白石头一下子大放悲声。哭得那么伤心、忘我和绝望。家里人一下都楞住了。姥娘也受到了感动，也哭着上前抱他：“那个王八蛋欺负俺白石头了，我看石头哭得这么伤心。”

    这时俺爹找到了原因，一下阻住俺姥娘：

    “不要理他，他是吃饭撑的！”

    后来我和麻老六还有一次遭遇，就是学校放寒假生产队评工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已经扭曲了世界和自我的关系。我已经变得无可无不可了。而这一切都是麻老六给我造成的。记得是一个月牙偏西的冬夜，村里所有的成年人都聚集到牛来发表哥家评工分。这个时候我看麻老六已经是一只灰老鼠了。由于以前的崇拜和后来的落差，由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我这时看麻老六甚至比他本人的实际分量还要低。但我心里又是多么盼望出现奇迹呀，盼望他突然有一个成长一下高出其它成年人许多以证明我过去的崇拜还是正确的后来的改变和扭曲才是错误的。为了这个奇迹我愿意以牺牲我后来的成长和成熟为代价，让我还回到过去幼稚的还没有揭开生活画皮之前。我宁肯相信血淋淋的创面是虚假的或者是一个误会，麻老六脸上的麻点里，还放射着过去的让我崇拜的夺目的光辉──因为这牵涉到我一生的成长呢。随着我对麻老六崇拜的降低和扭曲，其它所有的成年人在我心头都开始一落千丈──我对世界悲观到了这种程度。但令我失望的是，在自报公议的评分过程中，随着一个个成年男人在那里理所当然地报出了村里的最高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16分──为什么要定在16分呢？为什么不定到一个整数19分或是20分呢？是受过去中国秆秤和斤两定量16两的影响吗？──不但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在报着16分──那还是一个体力较量的年代呀──连村中的瘸子牛黑驴表哥──现在也已经作古了──也理所当然地报了16分。这时麻老六还没有站出来发言呢。随着报分的人越来越多，剩下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开始“彭彭”地乱跳，最后紧张得上牙不时敲打着自己的下牙。剩下最后三四个人的时候，麻老六还没有发言。这时为了他能在心里存住气我还有些佩服他呢，说不定他早就胸有成竹才显出这种不卑不亢呢。这时我已经不要求他有什么出人头地的表现，别人16分他非说17分，你现在随着大流别人16分你也16分我就心满意足和达到我的目的了。我就可以在16分上自己再附加上一些理想恢复到血淋淋创面之前。终于，轮到麻老六发言了。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随着麻老六不慌不忙地站起──看他显出这样的大家风度，我一下就感到大喜过望──看来我过去对世界的看法还是正确的后来的扭曲仅仅是一个误会。看，他还在那里说调皮话呢。说：

    “我不着急。让你们先报，你们报完了我再报。”

    我差点要为他鼓掌了。但这时众人已经开始不耐烦了，牛来发仗着是在他家开会，已经在那里居高临下地说：

    “少废话，报你的底分。”

    这时我发现麻老六再一次暴露了自己的本相，在牛来发的逼迫之下，他一下就慌了神和乱了方寸。牛来发，我操你妈。看来以前的不慌不忙和让众人先说都是假的，你不先说放到最后说并不是大家风度的体现而是你先前不敢说的一种胆怯──不敢在众人还没说的时候在世界上先说，现在到了不能不说的情况下你一下就不知该怎么说了。接下去的结果就可想而知，还没等别人动手他就自己揭了自己的老底和降低了自己的底分──你连在胡萝卜地的表现都不如。他慌乱地说：

    “既然你们报16分，我就报15分吧。”

    说完这个，还讨好地对众人笑了一下。甚至对这讨好和自我的降低也没有信心，接着又找出一个自我的旁证来巩固自己已经降低的地位──这时他做出一种有意无意的姿态在那里解释：

    “去年是15分，今年还是15分。”

    屋里当然就哄堂大笑了。世界在我的面前一下彻底崩溃了。我所有亡羊补牢的幻想再一次被他亲手毁灭。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面前暴露出它真实的创面。但这时我没有随着众人笑。就像一个女人多少年之后看到已经破落的旧情人一样在那里绷着脸一言不发，同时在心里百感交集地咬着牙根说：“该！”

    这时一块坐在房车里的道貌岸然和春风得意的现任丈夫惊诧的问:

    “亲爱的，你怎么了？”

    你这时想起了早年的爹的一句话，颤抖着身子愤怒地说:

    “没有什么，吃饱撑的！”

    丈夫马上睁圆了大眼，在那里左右转头和莫名惊诧。丈夫这时也感叹了一声，这个世界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呀。

    1969年，我骑着一辆花爪舅舅的羊角把自行车──自行车没有闸，下坡的时候要把右脚放到正在飞速行走的前胎上抑制它的速度，鞋底上立即飞溅出一片火花；当然前后也没有挡泥板，没有车铃──春风得意地和牛长顺表哥并肩飞行在新修的柏油马路上。记得那天风和日丽，上午出发，一直骑到太阳偏西──我们一块去百里之外的三矿去接两辆煤车。他去接他的爹爹牛文海，我去代人接花爪舅舅。他们拉着两辆架子车出发已经两天了，现在已经在百里之外的煤矿装上了无烟煤，今天开始往回返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路途的何处相遇，但正因为这种相遇的模糊性和不可知性，就更加挑起了接车人和被接者之间的兴趣。就好象我们在捉迷藏的时候不知道捉人的和被捉的能在何处相遇一样，当我们相遇的时候双方都发出一阵惊呼。后来这次接车的阴差阳错给30年后留下了充足的谈资。当然，对于当年来讲，作为一个11岁的少年，本来是没有到百里之外接煤车这种资格的；到百里之外接车这样的历史重任说什么也不会降临到他头上；当年的接车，也是成年人的一种特权。每到冬天的傍晚，我们这些嘴上刚刚长出嫩毛的小公鸡正在村里做着老生常谈的捉迷藏游戏，突然就会听到村头在喊：“接车的回来了！”

    我们马上自卑地停止自己虚假的儿童游戏，正在捉人的和正在被捉的都从不同的地点不约而同地跑到村头，开始和众人一起眺望。这时我们就羡慕地看到两辆或三辆煤车、接人的和被接的远远地从天边走了过来──可见我们的童年是多么地寂寞啊。刚开始是两三个黑点，渐渐越来越大。终于，他们到达了我们村头。本来这些接者和被接者应该十分疲劳，但是当他们回到村头和熟悉的乡亲面前，倒是一下显得更加精神焕发。拉着重载的煤车，做出让人不好接近的模样──个个黑着脸不说话，旁若无人地从众人脸前穿过。这时众人小声议论：

    “这次他们接车，比路之信他们那次要早回来半个时辰呢。”

    “这几车煤也比上次好。”

    “碳多。”

    “看，乌亮乌亮的。”

    “装得比上次满。”

    “刘黑亭会装煤。”

    但刘黑亭们仍不与围观的人搭话，头也不回地就把煤车拉到了自己的场院。这时我们又悄悄地跟到了他们的家中，人一下就站了他们一场院。这个时候我们决不再谈今天晚上接着再干什么，刚才的游戏还玩不玩了──谁要再提这些，所有的小公鸡都感到是一种耻辱。今天晚上是一个拉煤和接人的晚上。故事只能有一个中心。我们这时宁可把自己忘掉，来当一个成年人故事的探头探脑的听众──我们光着脊背的精瘦的小身子，我们满地里野跑地脚丫子，这个时候都胆怯地自我收缩。往往这个时候，村里德高望重的生产队长刘贺江聋舅舅已经来到了。他踱着方步来到院子。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有资格来盘问这场拉煤接车游戏的人。他是村里唯一一个可以来分享这场游戏乐趣和快乐的特权阶层。接车的和被接的本来都还黑着表情在瓦盆里洗着自己的头脸，这时都从瓦盆上仰起头，笑吟吟地与刘贺江聋舅舅搭话。更有甚者，他们为了突出刘贺江聋舅舅的到来，已经开始拿我们这些孩子剎气了──用贬低我们来证明刘贺江的重要。──一个接车者或是拉煤者会向我们这些围得水泄不通的1969年的小流氓叱呵道：

    “大人在这里说话，大人在这里说煤车，大人在这里说接人，有什么好听的？”

    “每次都是一群孩子，弄得一院子腥气，还不快滚！”

    但是我们不滚，好不容易才盼到这样一个夜晚，你让我们滚到哪里去呢？我们只是向后又退了一步，人圈子又往外撤了撤──以给故事的主角腾出更大的表演场地，接着又臊眉耷眼地不动了。当然这个时候故事的主角也是需要观众的时候，他们也并不是真要把我们赶走。双方都心照不宣。刘贺江聋舅舅这时已经很快进入了角色，为了显示他的大度，竟视而不见地对我们摆了摆手──这摆手的本身也从客观上制止了别人对我们的继续叱呵的轰赶，于是大家开始把精力集中到拉煤和接车的成年游戏上。刘贺江舅舅问：“还是在三矿拉的吗？”

    谈话一开始就出现了成年人的口吻──“三矿”什么三矿？哪个第三，全称是什么？──一个简称和省略，马上就缩短了我们和“三矿”的距离──游戏的开头就不凡。刘贺江聋舅舅，我们崇拜你。于是我们在以后的捉迷藏游戏中，也开始时兴这种省略的句式。

    “是在场子藏吗？”

    而不说是“打麦场”或是“打谷场”

    “是在碾子哪吗？”

    而不是说是石磨或是米碾。

    接车的或是拉煤的，当然这个时候主要是拉煤的──有时也有个别接车者要提前插嘴，但是马上就被刘贺江聋舅舅的手势给压了回去──你接人是在半路，怎么能提前插嘴呢？故事的叙述不就乱套了吗？──于是主要是拉煤的马上回答：

    “聋叔，还是在三矿。”

    刘贺江聋舅舅在架子车上磕着自己的烟袋：

    “过磅还是矿上的老马吗？”

    被接的搭着接人的：“还是那个老马。”

    又有人插嘴：“刚到的时候老马不在，端着饭盒吃饭去了。等了他半天，才将他等回来。”

    刘贺江聋舅舅这时倒有些不在意──到底是不在意老马吃饭呢，还是不在意另一个叙述者多嘴呢？──地摆了摆手，转着煤车看：“今年的碳块好象不比去年大么，怎么刚才娘们小孩在村头喊着大呢？”

    拉煤的答：“是不比去年大呀。”

    还有人献媚地往下挖了挖车上的煤，以证明果然不比去年大：“娘们小孩说话，有什么正性！”

    这句话打击面挺大。正在围观的娘们小孩，个个又往回缩了缩身子──我们刚才确实有些虚张声势──在我们看来一个很重要的需要靠虚张声势来强调它品格的事情，在刘贺江聋舅舅这里，却马上对它进行了还原。这时刘贺江聋舅舅又漫不经心地问接车者：“你们是什么地方遇上的？”

    虽然仍是漫不经心，但我的娘，这可是游戏的关键的主题。于是大家一下又紧了紧人圈。但一到关键时候，接车的和被接的倒有些犹豫了──万一回答得不准确呢？谁知这准确符不符合刘贺江聋舅舅的心思呢？最后会是一个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的沉稳的老者站了出来，承担起在最后的关头把球踢进网的重任。一到关键时候，还是得依靠老同志呀。这个时候可能是正在沉稳地擦汗的刘黑亭他爹也就我的刘扎舅大义凛然地站出来答：

    “在什么地方接上的？还是在老地方，就在三十里坡！”

    先假设一个疑问，又说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老地方”接着再说出具体的地点和事实，30年之后我再重新思量这句话时，才知道刘扎舅真是一只老狐狸。但就是这样一只老狐狸的回答，村里的权威刘贺江聋舅舅并没有满意──他这不满意是多么地深入人心长我们的志气和灭敌人的威风呀。──刘贺江聋舅舅皱了皱眉：

    “话不能这么说，三十里坡当然是三十里坡，谁接车都在三十里坡相遇，想你们也接不到别的地方去！但三十里坡三十里坡，到底接在哪个地方？是在大上坡前呢还是在大上坡后呢？”

    众人忙一齐地说：“在大上坡后！”

    见他们这么回答，刘贺江聋舅舅倒有些兴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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