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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直截了当。
无需经过任何引见或邀请，下了台，我直接坐到吴先生身旁。
他微微惊讶，更多欢喜，站起身子来拉座位。他的朋友起哄地说欢迎，争着递烟，递酒，递瓜子儿碟子。
我点燃了烟，同一干人轻轻碰杯。
坐在一旁的陪酒小姐的脸涨得绯红，我看也不看她一眼，推开碟子说：“我从不嗑瓜子儿。”
我从不嗑瓜子儿。
因为妈妈说过，瓜子儿和妓女是分不开的，是她们的道具、营生、手段和标志。
儿话的尾音使吴先生更加惊讶：“你是北京人？”
是。我吐出一口烟，并不顺着话题往下说。
多话的女人总是容易被看轻。名正则言顺。没有地位的人最好少说话。
如果不能为自己辩解，那么沉默也是一种选择。
一个真正有钱的男人c
收工后，吴先生约我去江边宵夜。
江上有很好的月亮，和灯光彼此争辉。江边情侣如云，邻座有人在猜拳“孟加拉呀孟加拉”叫得很大声。在别人眼中，我们未尝不是一对情侣。
我点了桐花雀、椒盐黄鳝、牛奶炸菠萝，还有一只海鲜盅。
吴先生扬眉：“你很能吃，不忌油炸荤腥，年轻人很少这样。”
“很少哪儿样？”我两只手一头一尾地掐着黄鳝，用牙齿撕着吃。吃相无比难看。如果妈妈看到，一定又会训斥我太不像一个淑女。
淑女，妈妈苦心孤诣地想将我培养成一个淑女，可是现在的我，从头到脚，哪一点儿像个淑女。
我不过是个歌女。在夜总会转场驻唱的小歌手。优伶的一种。而且尚未跻声名伶的行列。
名伶叫歌星。可以灌唱片上电视。再成功点的叫艺术家。
但是无名之伶，就叫歌手，或者直接点儿，叫歌女，甚或歌妓。
所谓十伶九妓。说得对极了。而我是那十分之九里面的一个。
想到母亲使我感到由衷的恨意，而想到“妓女”这个词则使我痛快。
痛，并快乐着。这种词是为我这种人准备的。歌者的快乐与痛苦从来都分不开。
我唱歌，逢迎客人，玩弄翻云覆雨的小手段，换取我想要的香车、香闺、香水、香衣，一应生活所需，皆来自男人，来自我的歌声与容颜。
但是吴先生，他约我来江边宵夜，目的当然不止是宵夜这么简单，他感兴趣的，究竟是我的歌声呢，还是容颜？
这有很大的区别，决定了我要采取的献媚方式——对一个自以为尊重艺术的男人过于主动，他会败尽胃口的；然而同样的，对一个欲望汹涌的男人扭捏作态，也会令他索然无味。
最好的办法，是陪他大吃一顿，而且不必顾忌吃相。
那么，如果他属于前者，必然会带着宽容或惊讶的口吻研究起你的多重个性；而如果他是后者，则食色性也，饱暖思淫欲，他会在你据案大嚼时动手动脚。
一个人的德行在两种时候最不受控制，一是赌桌，二是餐桌——而且是越随便越好的那种真正为吃而吃的餐桌，最好就是江边大排档。
无疑吴先生是属于前者的。他正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等待答案。
我笑着告诉他：“我不需要减肥，歌手的生活使我整个作息都颠倒了，吃再多东西也不会发胖的。”
“是这样？”他眼中露出同情。
这是好现象。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可是富人的同情心被打动要比穷人的同情心有价值得多。
他说：“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份工作？”
我警惕地看着他，暗暗捉摸他话的真假。很多女人会在这种时候涕泪横流地痛说家史，以为把自己说得越可怜就越会博取同情心。
但我不会这么幼稚。
因为我相信吴先生没这么幼稚。
一个在世界各地都开有连锁店的大老板，手下不知有几百个像我这样的小歌女，什么样的说辞没见过？情节雷同只会使他轻视。
他同情有姿色的女人，不见得是因为她身世可怜或者需要资助，天底下需要可怜的人太多了。他的话，绝对是一种试探。
高手过招，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赌定他是在与我作戏。
但这也是个好兆头，他有心与我演对手戏，便是已经对我产生兴趣，才会做进一步试探，玩场智力游戏。
我不会输给他。
放下只剩一根鱼骨头的黄鳝，我用纸巾优雅地拭了唇，媚眼一飞，反问他：“如果我不做歌手，你去哪里听我的歌呢？”
他笑了，看着那根被我剔得干干净净的鱼骨头。
我剔鱼刺，就像我姥姥嗑瓜子儿一样在行。
姥姥嗑瓜子儿。
她一生中所有的闲暇都用来嗑瓜子儿。
每当想起她，首先映入我脑里的影像便是她坐在床沿边盘起一条腿，另一条腿垂在床边，脚上吊着绣花拖鞋，露出白袜子，一只手抓着瓜子儿，另一只手慢悠悠地往嘴里送。微启双唇，轻轻一磕，那么清脆而娇柔的一声，皮儿出来，仁儿留下，干净利落，没半点儿多余动作。
嗑着瓜子儿，姥姥的眼睛半眯着，望着窗外，很专注的样子，可是眼神是空的，望的方向不属于空间，而属于时间。她望向过去，望向遥远的记忆里，那胭粉沉香的胭脂胡同莳花馆
——胭脂胡同莳花馆，规整的四合院儿，磨砖对缝，飞檐雕龙，因为曾经出了玉堂春那样大名鼎鼎的妓女，后来代代花魁都叫小苏三，希望借了前辈的余荫也找到好人家上岸。
苏三们在屋子里供着玉堂春的画像，咿咿呀呀地且拜且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指望他十分富贵九品相，不指望他八斗才高七步诗，六炷香烟，五样蔬食，只求得四季衣裳三餐饭，两个人儿一样痴，一心一意，丰衣足食，不愁穿来不愁吃”
朴素的愿望，卑微的心事，女人最奢侈的理想，不过是男人。
——迄今走过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我仍然仿佛闻到那股甜腻的沉香，依稀看到年少的姥姥在某个街口倚闾相望。
旧时的风尘，全写在姥姥的眼底了，岁月从她脸上不留痕迹地滑过，可是荣毁与死亡的阴影，却全沉淀在了河流的底层。
吴先生接着问：“这么说，你是因为热爱唱歌才来夜总会的？”
又一个烟幕弹。我暗暗小心。此人不简单，摆明了是诱我上当。如果我就此大谈自己热爱音乐，求他助我走上歌坛事业，那又是进了圈套，要被他耻笑了。
“喜欢肯定是喜欢的，但是也谈不上热爱。只不过在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下，刚好有这样一份工作，就入行了。没什么选择的机会。”抬起头，我微眯着眼望向江心，做一个无声的叹息，略露沧桑：“选择命运是有钱人的事。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得选的。”
一句话，逗起他的谈兴来，再也顾不上试探，顺着我的话头也感慨起来：“有钱人，又有多少抉择的自由？人和人还不是一样，都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就像你说的，在某个时候，某种情况下，刚好有某种机会，也只有抓住了，别无选择。”
“可是你至少可以选择是请我宵夜还是请别人呀。”我巧笑，拈起一片奶炸菠萝，知道自己赢了第一回合。
在谈话中占上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问。再沉默寡言的人也是有倾诉欲的，如果你能使一个人面对你的时候有倾诉欲，你就已经得到了他一半的心。
我已经得到吴先生一半的心。欢心。
这个晚上，就在他的倾诉中度过了。
其实话题内容仍然是老套的，就像十个歌女虽然有十一种心事然而目的永远都只有一个——就是出人头地一样，十个富翁有十一种发家史，烦恼也都只有一种——就是妻子不了解自己。
有些是因为政治婚姻，有些是齐大非偶，有些则干脆是为了喜新厌旧找借口，总算遇到那第一百零一个对婚姻忠心的，经医生检查，诊断他是性能力衰竭。
我姥姥说过：世上人，无非嫖客与妓女。
一等嫖客嫖一等妓女，末等嫖客嫖末等妓女，仅此而已。
吴先生的婚姻是典型的强强联手，他和妻子各有事业，两人碰面的机会一年也没有几次，见面时自然是恩爱夫妻，犯不着不恩爱。
但是不见面的时候，那就各自为政吧，她从没想过要抓他的奸情，他也从不过问她的艳遇。廊桥遗梦或是铁达尼号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只不过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便不像影片去芜存精后那般浪漫罢了。隔三差五会有个把小白脸或者小歌星登门闹事，扬言要公告于媒体逼得当事人身败名裂云云，然而这种事，对于富翁阶级来说根本就是家常便饭，除了生意，有什么可以使他们身败名裂的？
但是烦恼仍然会有，她是因为铁达尼号靠岸后杰克依然不肯下戏；而他则是因为寻遍廊桥，找不到真正的红颜知己。
真正的恩爱夫妻有没有呢？盲妻与瘸夫互相搀扶着过独木桥时，应该是经典镜头。
我们自备了红酒，我轻轻地旋转着酒杯欣赏酒的挂杯度，让眉梢眼角略微透露几分春情，继续卖弄自己的小聪明：“电影播映前会打出一行字来提醒观众：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哦？”他挑起一边眉毛等待，知道我必有下文。
我微笑，这人的确是一个好的谈话对手。——“其实，根本不可能雷同的，因为世上其实没有爱情，只不过人人都在说爱，才制造了电影。是电影和小说给了世人一个关于爱情的梦，也给了梦想破灭的失望与苦恼。”
“这种说法倒很新鲜。”吴先生也笑了，凝视着我“你的小脑袋到底是什么材料做的，可以这样聪颖剔透？”
我歪着头，将手扣在自己额上：“我这里，是潘多拉的匣子。”
“专门释放疾病与烦恼，但是最后时分，也放出了希望！”
“希望？”我笑了“爱情与梦想，是潘多拉的匣子里最可怕的灾难。”
“来，为潘多拉的匣子干杯。”
杯中酒干，江心月白，然而江畔两边仍是灯火通明。他看着我，略略踌躇。而我抢在他开口之前说：“送我回宿舍好吗？明天还要演出，我得好好补一觉。”
“哦，对不起，是我让你留得晚了。”他立刻站起身来，露出难题迎刃而解的轻松笑容。
于是我知道自己又胜一局。千万不要在一个男人视你为红颜知己大谈家私之后投怀送抱，会把他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点儿尊重和信赖全部输光的。他得到一个女人，却失去一个朋友，是件很煞风景的事。
而男人对女人往往没有对朋友来得慷慨。
我并不在乎成为任何人的女人，但我在乎自己的出现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任何和我在一起的男人，我都会要他们一辈子记得我，至少，要尊重我。即使我是为了钱。
所有的男人都肯为我保守秘密。他们以为我对他特别不同，所以亦对我特别不同。
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沉浮欲海终年而仍然有个好名声。没有人知道我其实已经千疮百孔。
我说过我有一张十七岁的甜蜜脸孔，何教授说我的脸像安琪儿，不染红尘。
不染红尘？我明明已历尽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