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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作案工具就放在柜子的倒数第二个抽屉角，围脖还在那呢，下回把围脖给人家送回去，别冻着。
杨帆的话让杨树林深受打击。杨树林一直认为自己在儿子眼里无懈可击，即使不是完美无瑕，也是一尘不染，却万万没想到杨帆对自己的这种事情已经了如指掌，而自己还蒙在鼓里，努力维持着完美父亲的形象。先前十几年的努力，被杨帆的这句话付之一炬。
杨树林后悔没听沈老师的话，当初她曾告诫过他，把东西收好，别让杨帆看见。杨树林不听，说杨帆不会乱翻东西的，看不见，再说了，也不剩几个了，过不了多久就用了。现在看来，女人的细心还是很有必要的。
杨帆说完那句话，觉得自己占据了主动权，洋洋得意地看着杨树林，像翻了身的农民在地主面前膨胀了勇气，并做好批斗的准备。杨树林在杨帆面前变得渺小、软弱、无力。
杨树林放下手中的避孕套，还放回书包的侧兜，并拉上拉锁。
杨树林说，从今以后，我不管你了，你好自为之。
杨帆没接他的话，心想，你还真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人，早晚会食言的。
此后的一个星期，杨树林果然说到做到。每天下了班做完饭，就自己看电视，看困了就睡觉，在家说的不多的几句话都是在接电话的时候。学校需要交钱的时候，杨树林就把钱摆在桌上，有沈老师给他通风报信。杨帆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自己干什么事儿的时候杨树林不会再来打扰了，而且他确实也没什么需要和杨树林说的话。
那晚的谈话对杨树林产生了一定作用，知道杨帆有自己的思想了，不能再左右他了，唯一能左右的就是给他做什么饭，每月给他多少零花钱。让杨树林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在儿子心中竟然是那种印象。杨帆平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的话伤害到杨树林，尽管他对杨树林的那些不满都是事实，但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因为他是杨树林的儿子。第二天见面后，两人都觉得很尴尬，于是两人的话又少了，每天的生活像一部无声的电影。
其间，杨树林几次想问问杨帆，又写了什么作文没有，但想想那晚杨帆对自己的批评，便把嘴边的话又憋回去了。
直到高考前该填志愿了，两人才开始正式的交谈。杨树林问杨帆，想报哪儿。杨帆心里已经有数，但还是说，不知道。
杨树林说，你模拟考试的分数够上什么学校。
杨帆说，北京的二类本，发挥好了，能上外地的一类本。
杨树林说，别报外地的，在北京多好，周末还能回家和我说说话。
别的同学报志愿的时候都是和家长谈论好几天，常常是彻夜到天明，最后才一笔一画地把每个志愿栏里都填上北京的学校。杨帆恰恰相反，心想，只要不是北京的学校就行。填表的时候，他的耳畔响起杨树林的叮嘱，但还是毅然决然将外地大学写在志愿表的每一栏里，心想：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就是因为你我才离开北京的。
高考前一天，杨帆特意没睡午觉，还打了一会儿篮球，让自己很疲惫，但晚上还是失眠了。他既不紧张，也不兴奋，就是睡不着。爬起来上厕所。这已经是他一个小时里第三次上厕所了，和前两次一样，并没有多少尿。
杨帆回到床上，没过多久又有了要尿的感觉。他并没有喝多少水，为了能睡个好觉，晚上才喝了半杯白开水，平时喝三杯茶水都不起夜，还挨枕头就着。
杨帆边尿边想，也许这就是紧张吧，不一定手心出汗、两腿哆嗦才是紧张。可是尿了半天，还是只有几滴。杨帆又回到床上，躺了半个小时，神志依然清醒。
夜太静了，静得让人睡不着。
这时外面有杨树林的动静儿，杨帆出去一看，杨树林正端着锅，里面盛着绿豆，在水下冲洗。
杨帆问：你干吗呢。
杨树林说，睡不着，起来干点儿活。
杨帆没再多问，躺回床上，听着杨树林弄出的动静儿，有了睡意，在杨树林清洗绿豆的水声中进入了梦乡，似乎还听见点煤气的声音。
第二天，杨帆吃完早饭，收拾了东西，准备奔赴考场。之前杨帆对杨树林提出过“两不要”的要求。第一，去考场的路上不要杨树林陪着，回来也不要杨树林接。第二，考完了杨树林不要问考得怎么样，不要说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话题。杨树林说，你这孩子，怎么跟别人正好拧着，人家都希望家长陪着去，路上好有个照应。杨帆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杨帆拿上自行车钥匙，杨树林没有送他的意思，只是拿出一个保温壶：天儿热，把水带上。
杨帆接过保温壶，装进书包，走了。
路上，杨帆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陈燕和她妈。
陈燕赶上来，问，你一个人呀。
杨帆说，是啊，怎么了。
陈燕妈说，刚才我们看见你爸了。
杨帆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