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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10－12％。然而1940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46％。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42.9－63％。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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