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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850年前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813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作困兽斗，有战果不扩张，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一派普遍现象。因之政府阵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黄巢行动叵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他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为多。
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以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的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象。这种弱点也还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人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使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官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时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821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作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的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谬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卖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也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令），新唐书“食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怒之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也与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富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个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要节目。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谬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下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这样看清大局，钱谬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十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