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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在温哥华市设有登记处。每天下午4点整，它那巨大的橡木门便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在阿兰梅特兰德第二次拜访杰贝克船长和杜瓦尔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差10分4点钟时（在这同一时刻，即华盛顿时间差10分晚7点，豪登夫妇正在更衣，准备参加白宫的宴会），阿兰夹着一只公文包，走进了登记处。
进了登记处，他犹豫了一下，打量着那长长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一面墙上满满地排列着档案柜，一张光洁的木制柜台几乎和房间一样长。他走近柜台，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几页纸。在他做这些事情时，他觉得自己的手心似乎比平常潮湿了一些。
登记处里的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一位老年书记员。他走上前来。他的身材瘦弱矮小，象个土地神，双肩垂曲，仿佛多年守护在法院近旁使他也承受了法律的重量。他礼貌地问道：“您是”
“我叫梅特兰德，”阿兰说道，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叠材料递了过去。“这些请登记入档。我还希望您带我去见在庭法官。”
那书记员耐心地说道：“法官是上午10点开庭，而今天待审理的案件已全部审完，梅特兰德先生。”
“请原谅，”阿兰指了指他刚才递过去的文件“这是一件涉及人身自由权的案件。我想我有权使它立即受到审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是有根据的。在任何涉及人身权利和非法拘禁的案例中，法律都不准许任何拖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在深夜将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受理这类案件。
那书记员从一只盒子里拿出一副无框眼镜，戴上摆弄了一会，然后弯腰站了起来。他的神情中没有丝毫的好奇感，仿佛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惊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请您原谅，梅特兰德先生。您说得对，没有问题。”他拉过一本布面的帐册。“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遇见申请签发人身保护令的。”
书记员在帐册上登完记，然后从墙上取下一件黑色长袍披在身上。“请跟我来。”
他领着阿兰走出登记处，沿着带护墙板的走廊走着，穿过一道双扇弹簧门，进入了法院的大厅，这里有一段宽大的石头楼梯通向楼上。楼内很静，四周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每天这个时候，大多数法庭都已闭庭，楼里的灯光有些已经关掉了。
他们庄严地、一步一级地步上了台阶。阿兰异乎寻常地感到紧张。他突然想象孩子一样转身跑掉。他在准备自己的辩护词时，曾觉得自己将提出的论据是可信的，只是其法律依据似乎不够充分。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论点平庸而天真。难道他将要在庄严的最高法院的法官面前出丑吗？如果他弄砸了，会有什么后果呢？随便与法官开玩笑是不行的，举行专门听证会是要有充分的理由的。
他又有些后悔自己选择了一天中的这个时间，他觉得自己早些来也许好些，在上午和下午的早些时候，法庭里总是嘈杂一些。看见在场的还有其他人，他的胆子也许能壮一些。但他选择现在这个时间来是经过精心计划的，为的是避开人们和报界的注意。在此时此刻大肆张扬很可能会有害。他希望现在，大多数报纸派往法庭采访的记者已经回家了。今天有好几名记者打电话给他，但他都谨慎地避免了提及他的计划。
“今天在接待庭的是威利斯法官，”书记员说道。“你认识他吗，梅特兰德先生？”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仅此而已。”阿兰说道。他知道在庭法官经常更换，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法庭休庭时间里轮流到接待庭审理案件。因此遇上哪一位法官完全是靠运气。
书记员似乎是想说话，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阿兰便鼓励道：“您有事要告诉我吗？”“噢，先生，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不觉得唐突的话”
“请讲吧。”阿兰催促道。
他们已经上到了楼梯的顶端，开始顺着昏暗的走廊走去。书记员压低嗓音说：“好吧，梅特兰德先生。这位威利斯法官是位高贵的绅士。他非常讲究程序，特别是讨厌别人打断他的话。在您陈述时，您想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您要多少时间他就会给您多少时间。但一当他开始讲话了，他就再不喜欢任何人说话，甚至不允许你提问题，一直要等他讲完。当有人要插话时，他会十分生气的。”
“谢谢您，”阿兰感激地说道。“我会记住的。”
书记员在一扇硕大的门前停了下来，只见那门上写着“闲人免进。”书记员在门上敲了两下，然后伸长脖子听着。从里面传来了模模糊糊的一声“进！”书记员打开门，把阿兰让了进去。
这是一间宽大的房间，墙上镶着护墙板，地上铺着地毯，还有一个瓷砖砌的壁炉。在壁炉前面放着一只可移动式的电炉子，上面的两组电热组件正点燃着。屋子中央有一张桃心木写字台，上面堆着卷宗和书籍。写字台后面的小桌上堆放着更多的书籍和纸张。棕色大绒窗帘拉开着，露出了铅条玻璃窗。窗外已是黄昏，市内和港口里，万家灯火开始闪烁。房间里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在周围洒下一小块光亮。当书记员领着阿兰走进来时，一个身材挺直、消瘦的人影正在光亮的外面，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准备下班了。
“阁下，梅特兰德先生递交了一份要求签发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是嘛，”全部回答就这两个字，并且是哼出来的。书记员和阿兰等在一旁，斯坦利威利斯法官小心地脱掉大衣和帽子，把它们挂在了身后的一个衣架上。然后他进入到桌前光亮的地方坐了下来，严厉地说道：“梅特兰德先生，请到前面来。”
阿兰估计这位法官有60岁或者62岁的样子，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但骨骼突出的肩膀很宽，加上他挺直的身姿，使他的个子显得比实际要高一些。他长着一张长方形脸，下巴十分突出，白眉毛长长的，嘴唇有力地紧紧闭着。他的目光犀利而洞察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流露。他浑身上下透着威严。
尽管阿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但他仍十分紧张。他朝桌子走去，而那书记员则按照规定仍留在屋里。阿兰从公文包里取出他在登记处已注册入档了的申请书和宣誓书的打字副本，清了清嗓子说道：“阁下，这是我的材料，这些是我的证词。”
威利斯法官微微点了一下头接过了文件，凑到灯光前读了起来。阿兰和书记员默默地站在那里，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纸页翻动的声音。
威利斯法官读完后，他抬起头来，脸上仍毫无表情。他用和刚才同样生硬的声音问道：“你还打算作口头陈述吗？”
“如果阁下同意的话。”
法官又点了一下头。“请讲。”
“阁下，这件事的事实是这样的。”阿兰按着自己事先的准备，顺序地描述了亨利杜瓦尔在“瓦斯特维克号”船上的情况，船长两次拒绝带杜瓦尔上岸见移民部官员等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证词和书面誓词，证明杜瓦尔正在受到非法拘禁，这是侵犯人权的。
阿兰知道，整个事情的症结在于，要证明目前把亨利杜瓦尔拘留在船上的做法是不合乎法律程序的，因此就是非法的。如果这一点能被证明成立，那么法庭就应立即签发人身保护令，即威利斯法官要立即签发命令，将杜瓦尔从船上释放下来，让他出庭参加他的案子的审理。
阿兰陈述着自己的证据，援引着有关法规支持自己的论点，逐渐感到自己原来的信心又回到了身上。他小心翼翼地只从法律角度谈问题，避免从感情上渲染杜瓦尔的命运。在这个地方决定一切的是法律，而不是感情。在阿兰说话时，法官一直无动于衷地听着，表情毫无变化。
阿兰把话题从非法拘禁转到杜瓦尔目前的情况上来。他指出：“阁下，移民部认为，既然我的委托人是个偷乘者，而且又没有任何证件，因此，他没有任何合法权益，也没有权利象其他人一样在加拿大的任何入境地请求举行听证会，调查其移民状况。但我认为，虽然杜瓦尔是偷乘者，并搞不清自己的出生地，但这些事实丝毫不能否定他的上述权利。
“请阁下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一个生下来即为加拿大公民的人到国外旅行，遭到非法拘留，他的证件被人拿走。这时他发现自己逃脱噩运的唯一途径便是偷偷爬上一艘他知道是开往加拿大的船。难道我们能仅仅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偷乘者，没有证件，并且因为移民部不举行听证调查会，没法证明他有进入加拿大的合法权利，就认为他不存在吗？阁下，我认为如果对移民部现在的决定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这种荒谬的事必然会发生。”
法官浓密的眉毛挑了起来。“你是不是暗示说，你的委托人亨利杜瓦尔是一位加拿大公民？”
阿兰犹豫了一下，然后谨慎地答道：’“这不是我的意思，阁下。然而，移民部的听证会却有可能发现他是加拿大人，但这一事实只有通过先举行听证会才能确立。”阿兰想，当你知道自己的论据不足时，就是一根稻草也要紧紧抓住。
“嗯，”威利斯法官说道，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微笑的影子。“这倒是个独出心裁的论证，虽然有点牵强。就这些了吗，梅特兰德先生？”
直觉告诉阿兰：见好就收。他微微地鞠了一躬。“尊敬的阁下，我陈述完了。”
威利斯法官静静地坐在桌前沉思着。那短暂的微笑早已无影无踪了，他脸上仿佛又重新罩上了一只阴郁的面具。他用右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过了一会，他开口说道：“当然，还涉及到一个时间的因素，就是那艘轮船起航的时间问题”
阿兰插了一句：“尊敬的阁下，关于那艘船”他正要解释“瓦斯特维克号”在温哥华耽搁是因为修理，但他突然住了嘴。他刚一打断法官的话，法官脸上便立即布满恼怒的阴云，他那浓眉下的眼睛暗淡下来。阿兰似乎已感到房间那边的书记员在责备他。他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请阁下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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