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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1月，闵妃一派以“国王亲政”为借口，把大院君赶下台，让闵氏家族和支持他们的两班权贵独揽了中央和地方的一切要职，朝鲜李朝又开始了外戚闵氏的势道政治。
闵氏一派力图使人们相信他们所推行的政策与大院君的政策迥然不同，因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对锁国政策作了变更，同日本恢复了所谓的“邦交”朝鲜采取这种较为开放的对日外交的同时，日本国内“征韩”声浪越呼越高，以至“征韩党”经常作乱，明治政府遂决定施展“攘外以安内”的策略，先对中国台湾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提前“征韩”
1874年5月，日本外务省出仕森山茂亲赴釜山刺探朝鲜“国情”；是年9月，闵妃为亲生子顺利通过清政府世子册封，致书森山茂示好；1875年4月，森山茂向国内发出信报，建议乘朝鲜炸弹事件招致内讧，大院君还未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派遣军舰“声援”他在使馆的外交讹诈，以武力打开朝鲜大门。
根据森山茂提供的报告，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近海派遣日本军舰。5月下旬，日舰“云扬”、“春日”和“第二丁卯”号，以及“孟春”、“高雄”号等舰只先后侵入朝鲜海域，以所谓舰队“航海演习”为名，在朝鲜东南沿海一带非法进行武装侦察，同时，还在釜山港口肆无忌惮地组织舰队战斗演习，进行种种挑衅，以求一逞。
7月16日，森山茂再次致书外务卿，顿促政府放弃和颜悦色，尽快制造事端，求得口实，兴风作浪之后，强迫朝鲜与其签订协议。其侵略者的嘴脸昭然若揭。
日舰的种种武装示威，目的在于威胁和恫吓朝鲜人民，并为发动武装进攻制造借口。但是，日本人这种非法的挑衅行为，不仅没有吓倒朝鲜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慨。八道国民纷纷要求闵氏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坚决的防御措施。
腐败无能的闵氏政府探感事态的严重，举行了现任与前任大臣联席会议，讨论对策。但是，会议拿不出有效措施，只能以“说服”和“谈判”方式应付局面，最终对日本只是停留在“严重抗议”上，并未采取积极的抗战措施，也很少关心国防。朝鲜政治的软弱、退让，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森山茂拒绝响应朝鲜的和解呼吁，拒不会见朝鲜政府派出的役官，一场预谋武装入侵已不可避免。
1875年9月，日舰“云扬”号再次奉命驶入朝鲜水域，在朝鲜西南沿海一带为所欲为地进行测量和武装示威。“云扬”号舰长井上馨海军少佐所得到的命令是：在完成对马海湾测量后，研究由朝鲜东南海岸至清国牛庄（营口）近处的航路。当然，这是表面文章，而实际使命是向朝鲜进行武装挑衅，以制造侵朝借口，毒化日本国内舆论。
“云扬”号在进入朝鲜东南海岸水域后，并未驶向牛庄方向，未通知朝方，它突然出没在朝鲜的月尾岛，并于20日在永宗岛附近抛锚。为了进行火力侦察，舰长井上馨率20名水兵，以寻找淡水为名，乘舢舨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逼进。这一地带是京江的入口、国都的门户，任何外国船只不经允许不得接近炮台。
守卫在该地的朝鲜军队，虽然数量甚少，又末得到政府命令，但已忍无可忍，理所当然地发炮警告。升上良馨见炮台呜炮，立刻向母舰“云扬”号发射信号弹。“云扬”号随即升起一面面日章旗和信号旗，并待舢舨撤回后，向草芝镇炮台发动猛列的炮击。“云扬”号之所以匆忙升旗，是为了制造所谓污辱日本国旗的借口。这一事件，正如日本人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成了日本侵略者求之不得的口实。
21日“云杨”号向不设防的顶山岛和防御薄弱的永宗岛发动进攻。在守卫者给予入侵者以惩罚后，因有奸细策应，永宗镇于22日失守。日军陆战队入城后大肆烧杀掠夺，胡作非为，以致民家、公廨十室九空，永宗镇瞬间失城。22日晚，井上馨以掠来之猪鸡牛羊设宴祝贺大捷，然后“云扬”号满载岛上贵重财富、山珍海味以及大小炮38门和城内所有兵器军需品，于28日返回长崎向东京政府发电“报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云扬”号事件。
“云扬”号事件是日本明治政府蓄谋策划的重要事件，因此“云扬”号舰长的电报一到东京，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若狂，认为“惩罚”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狂呼发泄八年来“隐忍”的绝好口实由天而降。但是，由于事件来之急促，日本御前会议除决定向朝鲜派道军舰“保护侨民”外，对韩交涉的基本方针并未形成定案，日本最高决策者尚需进一步做出抉择。
日本参议木户孝允在日本统治圈内被共认为是朝鲜问题权威，明治天皇于亲派宫内少辅专程赴木户邸舍征询意见，木户上书天皇诡称“朝鲜暴击我舰，分明与我为敌。”他建议首先要设法使清政府放弃和朝鲜的“交际相亲、患难相关”的“藩属”关系；然后，以武力、问罪态势派遣大使，与朝鲜政府谈判。
在对外关系方面既无知又无能的闵妃政权，在“云扬”号事件后都未能拿出相应的对策，1875年年末，住在倭馆的58名日本人，骑马持枪舞刀剑在豆毛浦、开云浦等处行恶，杀伤朝鲜军民12人。这一流血惨案与日本政府遣使活动遥相呼应，是对朝鲜的公然挑衅。
1876年1月，日本政府一面把陆军主力集结在下关一带，做好出征朝鲜的准备，一面委派军阀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命他率领使团一行30人率混成旅团助800余名，乘军舰5艘由品川出发，其先遣舰只已在釜山近海抛锚。事先派出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赴北京，试探大清国的态度，并设法避免中国的干涉。
森有礼于1876年1月抵北京，随即到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奕欣等人。森有礼狡猾地说明了日本现在派大臣到朝鲜诘问炮击日舰事件，目的是“为两国得保亲好于永远”但朝鲜若拒绝日本要求，将有“不测之祸”
森有礼完全不涉及中朝的宗藩关系，而只谈日本和中国是邻邦，为了表示推诚无隐，才把这件事通知中国。总署大臣完全不了解日本此时已决定以武力胁迫朝鲜，攫取不平等条约的阴谋，还向日本宫使作了一番劝告，希望日本遵守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不要侵犯朝鲜。森有礼则坚决表示，中日修好条约不能适用于朝鲜事务。因此，引起了双方对藩属问题的大辩论。
藩属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自清太宗皇太极祟德二年（1637）朝王李徖归附起至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1644）十月朝王李徖派遣其子奉表进香，贡方物，朝鲜完成了由明属国到清属国的归附过程。象前朝一样，清王朝与属国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册封、纳贡等礼制上的联系。
皇太极在朝王归附时下敕令规定，朝鲜对清朝的礼贡遵循以前有清一代的历朝旧例，构成了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基本格局。显然，封建时代中国与属国的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与殖民他的关系完全不同。
宗主国完全按儒学的礼制作为规范，对藩属国进行管理，并不直接干预和控制属国的内政外交，也不直接介入属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但是森有礼为避免中国的干预，坚决否认中朝的宗藩关系，他照会总署说：“朝解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因此凡事起于朝解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指修好条规）上无所关系。”总署大臣当即复照声辩：“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无人不知。合照修好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彼此同守。”森有礼看到这样辩论下去是永无休止的，于是改变了辩论方式，单刀直入地向总署提出中国对朝解交涉事务是否负责的问题。
森有礼的这个照会可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根据西方国际法学中对殖民地宗藩观念的规定，朝鲜若为中国属国，中国就要承担朝鲜炮击日舰事件的责任。森有礼看透了清朝官场畏葸怕事的心理，直接提出中国是否“自任其责”问题，这一着确实把清朝总署大臣们难住了。
他们在给日使的复照中，除了重复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并非空名而外，对是否“自任其责”的问题，合糊其辞的回避。森有礼见清政府态度软弱，于是紧逼一步，追问清朝认朝鲜为属国，究竟有何实质内容。
和日使辩论到这种地步，东方式的传统宗藩关系碰到了新的难题，清国总署知道已不能用空泛的名义来做说词了。经过缜密研究，再复照日使，具体的申述律中朝宗藩关系的实质内容。但是，森有礼以西方国际法的宗藩观念为护符，一口咬定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是徒有空名，根本不理会大清国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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