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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中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著有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等著作。
引言：哪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的景象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历史回顾总是“倒放电影”赵烈文的预言在今日看来，准确无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夏末或秋初，你去问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无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业，会在一百二十日内，土崩瓦解。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权岌岌可危，不假，但宣统三年也似乎并不比宣统二年异样，何以就会如露如电，转瞬即空？
赵烈文在讨论清朝统治问题时，曾指出“国朝有天下太巧”异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敏感点，不管雍正声嘶力竭地印行大义觉迷录也好，康乾盛世中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也罢，江宁苏杭织造的间谍手段，旗兵分驻各省会的制度，都挡不住这个问题的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太平天国打的也是这面旗号，被曾国藩用“文化”这件法宝敌住了。然而平定洪杨之乱，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失德乖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满汉之间的种族异见。尤其同治之后，许多“祖制”被打破，汉人秉政之势越来越强，曾、左、李、张纵无异志，朝廷却不能不防微杜渐。
从大环境来说，清末种族主义的提出、排满主张的兴起，绝非清初“反清复明”的翻版，二百年了，当初的杀戮已成传说，反不如“长毛之乱”的血腥记忆来得分明。革命党人重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为了激励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种投射，一丝共鸣，真实的冲击还是来自当下的危机，是孙中山强调的“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并置的残酷现实，正如共进会在武昌新军中散发的传单所说：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
“替祖宗报仇”云云，不过是引子，关键是“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既然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合法性，那么朝廷对中国利权的出让便不仅仅是“失道”的问题，而变成了满族伙同洋人来掠夺汉族的生命财产。通过这种叙事的转换，反抗满族政权从“内争”变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即使在革命党人中，反对排满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位在东京留学时与满人军事精英良弼结为好友的同盟会员，虽然一心革命，却强烈反对排满，他认为满族腐化已久，不足为虑，但满蒙素为盟友，如果联手与汉族相抗，汉族必败，更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吴禄贞认为革命之敌，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凯，革命党将与袁世凯有“十年战争”——这也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预言。
辛亥革命中，较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无不强调“满汉一视同仁”就连鼓吹排满最力的章太炎，也赞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此亦可见排满之说，实为排外之借口，中国社会在无力与西方开战的情形下，借内部民族纷争来谋求突围，也是一条捷径。只是民国政府也未见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后话。而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战争的最明显效应，甚至满人中的佼佼者，如老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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