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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我也没什么资金,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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