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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拒绝遗忘和保存记忆，是对自身尊严的捍卫。一个连自己的苦难和耻辱都迅速遗忘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尊严感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在谴责日本的教育部门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忠实而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的耻辱和我们的苦难？在警惕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淡化侵略战争罪行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对我们的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清晰和全面地知道当年的灾难和惨剧？
长期以来，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中，抗战的章节不仅过于简略，而且也脱离了历史真实。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功绩被一笔带过，蒋介石受到了漫画式的丑化。没有多少孩子知道，国民政府曾经组织过有七十五个师参加的淞沪战役，国民党动用了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没有多少孩子知道，战争后期蒋介石参与签署了发扬国威的开罗宣言，中国跻身世界四强的行列，并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同样，美苏两大国对于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态度也遭到了歪曲和颠倒。
一向被描述成“老大哥”的苏联，其实一直与日本暗送秋波。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出任驻华军事总顾问时，亲自交待说：“您的任务，我们在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人的手脚。”崔可夫后来满意地总结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两国在瓜分中国权益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斯大林专门到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并说：“我们都是亚洲人。”
相反，一直被妖魔化为“美帝国主义”的美国，却给予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以最大的支持。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美国政府就给予中国大笔贷款，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美国参众两院一直通过法案，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包括英国提供的援助，加起来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全部预算。对于饱受战争创伤而本身经济力量又极为单薄的中国来说，这笔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抗战期间，美军仅仅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飞机就达四百六十八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一千五百七十九人。无论是陈纳德飞虎队飞翔在驼峰航线上的美国空军志愿者们，还是史迪威将军率领的在缅甸战场上与中国兄弟并肩战斗的美国陆军士兵们，都应当被我们记住。只有记住谁是朋友，才能同时记住谁是敌人。忘记了谁是朋友，也就忘记了谁是敌人。
几年前，曾经与中国人民并肩战争的美国“飞虎队”老飞行员们来到昆明旧地重游。他们下飞机时激动地走向欢迎的人群，没有想到那些人却是在等候日本的商务代表团。他们佩带着抗战的勋章走在街道上，却只是迎来许多想换美元的人。访问团团长汤姆斯老人含着眼泪离开这片当年为之洒下热血的土地
在中国儿童喜欢的电子游戏中，不少是从日本进口的软件。其中，居然出现了日本皇军耀武扬威、征服世界的情节。许多无知的孩子并不知道基本的历史背景，依然自得其乐地玩着这类软件。
在“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上，有人竟然开始建造一座庞大的游乐园；著名军歌说句心里话的激光唱片上，居然配上了当年日本皇军冲锋陷阵的画面；某抗战烈士的纪念馆，居然将陈列室出租为爱犬交易所。
在某些旅游景点和餐馆饭店里，一些服务人员堂而皇之地穿上汪伪汉奸服装乃至日本皇军服装，以此来招揽顾客。有的地方居然因此生意红火。无论是经营管理人员还是光顾的顾客，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尊严的侮辱。
二零零零年，南京大屠杀六十三周年祭日前后，却发生了一家酒店在扩建中人为地毁损大屠杀纪念碑的事件。
此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的反应显得十分傲慢与荒谬。祭日前一天，部分省、市、区领导驱车来到该大酒店隆重祝贺开业。南京市民纷纷致信致电南京文物局和媒体，却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冷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精神病症之一。难道为了一家酒店的门脸，就可以毁坏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屠杀纪念碑？如此恶劣的行径，跟那些日本种族主义分子有什么差别呢？
大屠杀祭日当天，也就是酒店开业的次日，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酒店，责问其违法行为。还有愤怒的市民将酒店门窗玻璃砸坏，然后是连绵数日的静坐与游行抗议。
难道民族情感只有在被伤害的时候才会被唤醒？难道民族尊严只有在被侮辱的时候才会受重视？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是因为你的历史太悠久？还是因为你的苦难太深重？
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将带来悲剧的重演？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就意味着自杀？
多年以来致力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孙歌指出，在中日青年中共同存在着历史记忆的丧失。特别是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存在着对待自己民族历史的旁观者的态度。而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就无法对现实作出深切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必然难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日记中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中国演讲的时候，流着眼泪描述当年南京城的惨状。然而，台下的大学生们居然发出笑声来。东史郎在南京大学向当年死难者纪念碑谢罪时，围观者中很多人都惊讶地说道：“我们在这里读了好几年书，怎么就不知道学校内还有这个纪念碑？”
遗忘让绿洲变成了沙漠，遗忘让耻辱变成了骄傲，遗忘让苦难变成了笑料。当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的大学生们也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和常识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呢？
以色列对纳粹余孽的追捕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其中，轰动全世界的一个事件就是对艾克曼的追捕和审判。艾克曼是二战期间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二战之后神秘失踪。此后十多年间，以色列特工锲而不舍地追查艾克曼的下落，终于发现他在南美的行踪，并通过跨过特别行动将其抓捕归案。
一九六一年，艾克曼因为犯有反人类和反犹太人民罪被判处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被绞死。这是唯一的一次依照以色列法律执行死刑。以色列人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小国，却因此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钦佩。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拒绝道歉、篡改课本、纪念战犯，这些行径固然与日本民族自身的劣根性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对其战争罪行的姑息和遗忘有关。
假如中国像以色列一样教育后代牢记民族的苦难、谴责日军暴行、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捕战犯、维护真相、伸张正义，日本的保守势力还敢如此嚣张吗？许多日本国民的不忏悔，跟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原则的“宽容”互为因果。这种“宽容”源于中国人性格中的懦弱和姑息，也源于国共两党内战前后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有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背景。在对待中日关系上，中国人民固然应当本着“向前看”的原则，却必须首先明确昔日的罪与责、是与非、善与恶。
日本民族奉行力量崇拜，认为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因此愿意服从美国的占领；但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不服气，始终不肯向亚洲人民低头道歉。
在抗战前夕就对日本有相当研究的王芸生，在战后实地考察了日本之后，概括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大致说来，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有两种不同的感识存在着：一种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另一种思想，以为日本人虽已被逐出中国，或者有一天会欢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着武力侵入中国，是不好的；从此以后，或者能够以同文同种的关系，真正的友好共存，中国是需要日本人的技术的。这两种思想，究竟谁占多数，那就很难说了。”在中国军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王芸生的这番话显然并不悦耳，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份报告。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王芸生充满了忧虑，他写道：“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无论三教九流，问起来，差不多都曾到达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东北，缺纸张时就要想念库页岛。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爱国者的远见卓识。
战后六十年，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本一直以赤裸裸的武力处置国际纠纷。
无数的历史记录和图示可以证明，钓鱼岛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面积虽然只有七平方公里，但它决定着周围二十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归属。该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还具有重要的海洋战略地位。
日本对钓鱼岛的觊觎由来已久，并企图通过对钓鱼岛的吞并，将其海防线延伸三百海里，从而实现其“千里海防”的战略构想。因此，尽管中方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良好意愿，日本却不顾中方的多次声明，擅自在岛上修建临时机场等工程，海上保安厅定期派遣军舰及直升机在该海域巡逻。当中国渔船在该海域作业时，日本竟然出动军舰以武力加以驱逐，其对国际法的蔑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通过了建立二百海里排他性的“专属经济区域”的法律，将钓鱼岛包括在内。日本政府支持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民间组织“日本青年社”登岛挑衅。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民间的保钓运动就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留学生当中如同星星之火般展开了。两岸四地以及侨居海外、具有民族气节和良知的中国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的分歧，但在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上，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一九九六年，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毓祥驾小船前往钓鱼岛，以实际行动申明中国人民锲而不舍的保钓精神。然而，就在小船即将靠近钓鱼岛的时候，日本军舰故意将其撞翻。陈毓祥不幸牺牲，蓝天碧海容纳了这位勇士的英灵。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位保钓人士驾驶一艘小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在即将到达钓鱼岛的时候，他们遭到日本方面六艘军舰和两架直升飞机的拦截。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的七名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随后遭到日本警方的扣押。两天之后，七位中国公民被日方释放回国。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以政府行为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对钓鱼岛的占领，而中国的保钓运动却只能以民间的方式艰难地展开。
和平不是通过放弃国家利益、对外示弱就可以实现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尊严是靠自己捍卫的。“搁置主权”的含混说法不能赢得永久的和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平意味着坚持和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当部分的民间保钓人士不仅是爱国者，而且是和平的使者。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总会有犹太学生手持电动喇叭，大声念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那些犹太人的名字。每人朗诵两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秒钟也不间断。整个春天校园里，都回荡着他们那单调、固执、苦涩而不屈不挠的声音。
这种声音深入人心，这种声音记忆着历史，这种声音呼应着现实，这种声音启示着未来。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而苦难的土地上，也应当响起这样绵绵不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