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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夫、庄佃、庄家、庄丁、租客、种户、种家、田客、田夫、田仆、庄仆、庄奴、耕仆、佃仆、仆佃、隶农、种田人、佃奴、奴佃等。
唐代的户籍管理对封建等级秩序的体现非常明显，人为地将户籍分为“编户”与“非编户”两个阶级，这与现代的“农业”与“非农业”不是一个概念。“编户”即为良民，“非编户”则为贱民，如工匠、奴婢等，即贱民没有资格单独立户，只得和主家合用一个户贴，即户口本。“奴婢贱人，类同畜产”，而且是世袭的，永不翻身。在唐代，你才知道投胎是个技术活。
宋代后期城市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农耕经济藩篱，农业只占不到3成，浮客这个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农民外出，当地的地主不能阻拦，这是有法律保障的迁徙自由。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户口登记非常困难，浙江海盐县的地方志中就有“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的抱怨。而翻遍宋代史籍，我们却没有发现“暂住证”的影子，更没有官兵踹门检查暂住证的例子。宋高宗则认为，农民在外经商，只要田地不抛荒，按时交农业税即可，特殊情况下放弃田产，政府可收归国有，这也是允许的。
宋代农民外出，不是永远的流动人口，也不是永远“暂住”，而是在当地居住一年即可落户，取得当地户籍。宋神宗时，王安石的助手曾布有言：“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流动人口多了，自然有就很多混不好的底层屌丝，有游手好闲的，也有命运不济的。对这样的流民，政府通常会进行劝反，规劝他们回家种田。劝反不是强制遣送，遵从自愿的原则，不仅给予基本的衣食救济，还减免税收，发送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农具等。如果实在不愿返乡种地，则就地安置，而不是直接扔给救济院弃之不理。
流动人口中还有大量求学的异地学子。首都开封作为大都市，是全国人民的向往之地，不仅有大批的文艺青年，还有争取高考移民的学子。因为，首都的录取指标远高于外地，异地高考早在宋代就成为了一大难题。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子，纷纷到外地求学，但高考只能在本地考。在只有骑驴、骑马出行的年代，山高路远，路途奔波有时会耽误三年一次的大考。对此，政府放宽政策，景德二年发布诏令，称“有乡里暇远，久住京师，许于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对于离家远，长期居住在首都的，只要有本乡的官员担保，就可在国子监参加考试。
史料中还有不同的记载。据天圣七年的《贡举条例》规定，外地户口要想在开封高考，必须取得开封户籍，并居住七年以上，或在开封有一定的田产方可“即许投状”。但一些钻营之人，想尽各种办法，弄虚作假，政府称之为“冒贯”，即冒充本地户籍。不过，由此可以看出，为了高考移民而在黑市办假户口的现象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
宋代的户籍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之所以产生相对宽松自由的户籍制度，一方面得益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受益于皇帝与政府的开明。它是大宋帝国成为封建社会中最为开放自由国度的必要条件。北宋诗人孙升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说：“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这分明就是活脱脱的《清明上河图》。
这个通关需要的证件到底叫什么，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绝对是有的，我这里就用明朝的‘路引’或者‘文牒’来描述，显得更亲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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