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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康怀孕的日子我正潜心于一样重要事件，我开始研究我的家族史。在一个不期而然的宴会上，我意外得到了奶奶的消息。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我个人，对我的家族，这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奶奶的消息为我研究家族史提供了可能和良好契机。就我的家族而言，即使在父系社会，奶奶永远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环。但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起过奶奶。由于奶奶这一祖系形象的空缺，父亲显然经不起推敲。用我们家乡的一句格言来概括，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是一位年迈的远房亲戚向我提起了我的奶奶。他喝了四两洋河大曲。这种烈性汁液使他变得心直口快。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你有个奶奶，是你的真奶奶，她还活着，在上海。远房亲戚用六十度的眼睛盯住我，压低了声音说，你不是我们陆家的人，你是个东洋鬼子。他喝多了，我不会太拿他当回事。第二天中午，年迈的远房亲戚带了一家老小到我家里来谢罪。他用巴掌掴扇自己的面颊，大骂自己老糊涂，大骂自己满嘴胡话。而父亲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父亲坐在椅子里，神色相当古怪。父亲最后说，三叔，我也没有怪你。一屋子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静了下来，都望着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酒话恰恰是历史的真面目。历史在酒瓶里，和酒一样寂寞。历史无限残酷地从酒瓶里跳出来，带着泡沫与芬芳，令我猝不及防。一部真实史书的诞生过程往往又是一部史书。这成了我们历史的特色。我们在接受每一部历史之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会有下一个面目全非让我们去面对。"三叔"听了父亲的话便安静下来。两只肩头垂下去，一脸沮丧，如一只落水狗。这往往也是道出历史真相的人最常见的格局。"三叔"缓缓退出我家门槛，自语说，我老糊涂了，我老糊涂了。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罅隙。刹那间我就想到了死亡。一种生命种姓被另一种文化所宣判的死亡。这样的发现是致命的，迅雷不及掩耳。父亲故作的镇静出现了颤抖。他的整个身躯在那里无助地摇晃。后来他走到房间里去，在没有光的角落打开许多锁。他用多种秘密的钥匙把我引向历史深处。父亲最终拿出一个红绸包。红绸包退了色，如被阳光烤干的血污，发出不匀和血光。父亲解开红绸，露出一张相片，是发黄的黑白相片。一个新文化旧式少女，齐耳短发，对襟白色短襦。完全是想像里"五四"女青年的标准形象。
是奶奶？我说。
是奶奶。父亲说。
在哪儿？
她死了。
她活着，在上海。
她死了，父亲大声吼叫，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你奶奶死了！
我和父亲再一次对视。父亲的眼睛顷刻间贮满泪水。父亲的泪光里有一种肃杀的警告与柔弱的祈求。我缄口了，如父亲所祈盼的那样。在这个漫长的沉默过程里，我的心裂开了一条缝隙，里面凭空横上了一道冰河。我甚至能看见冰面上的反光和冰块与冰块的撞击声。我听见父亲说，不要再提这件事。父亲说完这句话似乎平静了许多，伟大领袖那样向我指出：只有两种人热衷于回顾历史，要么是傻子，要么别有用心。
林康在这样的背景下怀孕让我无法承受。在她的面前我尽量不露痕迹，却越发心事沉重。对着林康的身子发愣成了我的伤心时分。她的腰腹而今成了我的枷锁。生命没有那么大度，它绝对不是一个世界性、全球性的话题。种族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正如文化是生命力的本质属性。种族与文化的错位是我们承受不起的灾难。
林康怀孕之前正和她的老板打得火热。她到底辞去了出版社的公职，到亚太期货公司参与世界贸易去了。她守着一部粉色电话，坐在电子终端面前，对抽象的蚕丝、红豆、小麦、石油实施买空卖空。她先做日盘，在老板的建议下她改做了美盘。也就是说，为了适应中美两国十三个小时的时差，她不得不在每晚八点三十赶到她的交易大厅。这对已婚女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同寻常的。她和我说起过她们的香港老板。她的老板是个混血儿，支那血统与威尔士血统各占二分之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这一点和林康极为相似，她能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和英语。林康说起她的老板嗓音都变了，像她十九岁那年。事情到这里当然很不妙。后来她突然再也不提她的老板了。身上的香水气味却日益复杂。她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认定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什么都明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康的身孕有极大的可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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