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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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

    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安东斯托伊切夫

    引言

    作为历史文献的撒迦利亚纪事

    众所周知，尽管包括流浪者斯特凡的故事在内的撒迦利亚纪事极不完整，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它确定了基督教十五世纪在巴尔干的朝圣路线，提供了关于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特彼斯”遗体下落的有关资料。人们一直相信他葬于斯纳戈夫湖的修道院。对于瓦拉几亚的新殉道者，它提供了宝贵的记载（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来自斯纳戈夫的修士们的国籍，除了纪事的对象斯特凡）。其他只有七位瓦拉几亚的殉道者有历史记载，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在保加利亚殉道的。

    人们现在称之为无题的纪事是由一位名叫撒迦利亚的修士于一四七九年或一四八在佐格拉福的阿陀斯山上的保加利亚修道院用斯拉夫语写成。被称为“印刷者之修道院”的佐格拉福位于阿陀斯半岛中心附近，初建于十世纪，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为保加利亚教会所占有。它和塞尔维亚的希兰达修道院，俄罗斯的潘特雷蒙修道院一样，除了资助国，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住在那里。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缺乏关于撒迦利亚的其他资料，我们无法确认他是哪国人：他可能是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或希腊人，不过他用斯拉夫语写作，他更有可能是斯拉夫人。纪事只告诉我们，他出生于十五世纪某时，他的才能得到佐格拉福修道院院长的欣赏，因为院长出于官方的，也许还有宗教上的重要目的，指定他听流浪者斯特凡的忏悔，并作记录。

    斯特凡在他的故事里提到的旅行路线与好几条著名的朝圣线路相吻合。君士坦丁堡是瓦拉几亚朝圣者，也是所有东方基督徒朝圣的最终目的地。瓦拉几亚，特别是斯纳戈夫修道院，也是一条路线。对于把斯纳戈夫和阿陀斯作为最终目的地的朝圣者来说，这条线路并非默默无闻。修士们如果穿过哈斯科沃到巴赫科沃地区，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选择陆路穿过厄丁内（即今天的土耳其），进入保加利亚东南部；如果选择通常的黑海沿岸港口，那么就过于靠北，从而不便在哈斯科沃停歇。

    撒迦利亚纪事里提到的传统朝圣路线引发出一个问题，即斯特凡的故事是否是一份有关朝圣的文献。不过，斯特凡云游的两个目的——一四五三年后离开沦陷的君士坦丁堡及运送圣骨，一四七六年后在保加利亚搜寻某种“宝贝”——表明他的故事至少是另一种典型的朝圣记录。而且，斯特凡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是个年轻的修士，这意味着他的首要目的似乎是到海外寻找圣迹。

    另外，纪事有助于了解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1428？—1476）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他通常被称为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或德拉库拉。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几位历史学家记述过他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他夺取和努力保住瓦拉几亚王位的故事，但无人详述他的死亡和下葬情况。斯特凡的故事肯定了弗拉德三世慷慨资助斯纳戈夫修道院，重建其教堂。他有可能要求下葬于此，以符合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惯例，即机构的创建者和主要捐助人安葬在本地。

    纪事中的斯特凡声称，弗拉德于一四七六年造访该修道院，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也许是他死前的几个月。一四七六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严重威胁弗拉德三世的王位。约一四六年以来，双方就断断续续地打仗。同时，一些贵族也在威胁他的地位，一旦穆罕默德策划再次入侵瓦拉几亚，他们就准备策反。

    如果纪事所载准确的话，弗拉德三世造访了斯纳戈夫，但没有留下记录，因为这很可能对他本人相当危险。纪事提到，弗拉德带着财宝来到修道院，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么做的，这表明他与斯纳戈夫的关系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一定充分意识到土耳其人和当时他在瓦拉几亚的首要竞争对手巴萨拉伯拉奥塔经常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弗拉德死后，拉奥塔曾在瓦拉几亚短暂执政过。既然到斯纳戈夫在政治上于弗拉德三世而言无甚意义，那么他去那里应该是出于精神上的或个人方面的考虑，也许他打算把那里作为他的永久安息之地。总之，撒迦利亚的纪事确认了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尤其关注斯纳戈夫。

    弗拉德三世的死况很不清楚。互相矛盾的民间传说和粗制滥造的研究结果更使它变得扑朔迷离。在一四七六年十二月末或一四七七年一月初，他很可能在瓦拉几亚遭到土耳其军队的伏击，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杀。另一传统说法是，他爬上一座小山以便更好地观察正在进行的战斗，结果他的手下把他误认为土耳其军官，杀死了他。另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他的一些部下一直在找机会暗杀他，以惩罚他那世人皆知的残酷。探讨其死亡的大多资料一致认为弗拉德死后遭到斩首，他的头颅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呈给苏丹穆罕默德，以证实除掉了一个劲敌。

    按照斯特凡的故事，不管弗拉德是死于以上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他肯定还有一些人仍忠实于他，因为他们冒险把他的尸体运到斯纳戈夫。人们一直相信，那具无头尸体就埋在斯纳戈夫教堂的圣坛前面。

    如果流浪者斯特凡的故事可信的话，弗拉德三世的尸体被秘密从斯纳戈夫运到君士坦丁堡，再从那里运到保加利亚一座名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这次飘泊，以及修士们先在君士坦丁堡，后在保加利亚寻找“宝贝”的目的何在，尚不清楚。斯特凡的故事宣称，这一财宝将使“这位国王的灵魂早日得到解救”这说明，那位修道院院长认为这么做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必要性。也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寻找某个没有被罗马天主教和土耳其占领者注意到的圣物。如果发生这些情况：遗体在斯纳戈夫被残毁，或人们为预防吸血鬼出现而残害尸身，或者当地村民将尸体带走，那么这位修道院院长也许亦不愿为此负责。考虑到弗拉德的地位，考虑到不允许东正教神职人员参与毁坏尸身这一事实，修道院院长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在保加利亚境内没有找到可能埋葬弗拉德三世的地点，甚至类似保加利亚的帕洛里亚修道院的斯维帝格奥尔吉也没有找到，它很可能在土耳其人统治期间已遭到遗弃或毁坏，而纪事指出，他们只走了一小段路——“没有多远”——从修道院到巴赫科沃，它位于切佩拉雷河上的阿塞诺夫格勒南部约三十五公里处，而斯维帝格奥尔吉则坐落在保加利亚中南部某处。这一地区，包括罗多彼山脉的大部分地区是最后被土耳其人征服的保加利亚土地，其中一些特别崎岖的地区一直未被土耳其人完全占领。如果斯维帝格奥尔吉位于此地带，便可以部分解释选择它作为安放弗拉德遗骨的地方，因为它相对比较安全。

    尽管纪事提到，在斯纳戈夫修士们定居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后，它成了一处朝圣地，但当时的其他重要文献以及以后的材料都没有提到它。这暗示，在斯特凡离开此地后不久，它就消失或被遗弃了。不过，我们在巴赫科沃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一份仅存的文献，从而了解到建立斯维帝格奥尔吉的某些情况。根据这份文献，斯维帝格奥尔吉是格奥尔吉欧斯康尼努斯于一一一年创建的，他是拜占庭皇帝阿列修斯一世康尼努斯的一位远亲。撒迦利亚的纪事说，当斯纳戈夫的那队修士抵达时，那里的修士“人数少，年龄大”这些仅剩的修士可能还保持文献里描述的管理体制。后来，瓦拉几亚修士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纪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强调这些瓦拉几亚人经过保加利亚的旅程：一是详细描绘他们中有两人在土耳其官员手中殉道；二是记录保加利亚人关注他们穿过本国的行程。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宗教活动一般持宽容态度，不知他们为何视这些瓦拉几亚修士为一种威胁。斯特凡通过撒迦利亚叙述道，他的朋友在哈斯科沃城受到“盘问”而后遭到折磨并杀害。这暗示奥斯曼帝国当局相信他们知道某种敏感的政治信息。哈斯科沃位于保加利亚东南，直到十五世纪该地区一直牢牢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奇怪的是，殉道的修士受到的是土耳其传统中对偷盗的惩罚（斩掉双手）和对逃跑的惩罚（斩掉双脚）。在土耳其人手中丧命的大多数新殉道者都是受到其他方式的折磨和杀害。斯特凡在其故事中描写修士受罚，以及搜查修士们的马车等事件都表明了，哈斯科沃的官员指控他们偷盗，虽然他们显然无法证实这一点。

    斯特凡记述了他们沿途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广泛关注，这也许是土耳其人感到好奇的原因。不过，仅仅在八年前的一四六九年，隐士圣伊凡里尔斯基即里拉修道院的创建者的遗骸从维里柯特罗诺沃被运到里拉的一个小礼拜堂。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提目睹此事件，并在其圣伊凡遗骸运送纪事中对此作了描述。对保加利亚基督徒来说，这次旅行具有象征意义，成为团结人心的重大事件。撒迦利亚和斯特凡都有可能知道伊凡里尔斯基遗骨的这次著名旅行。直到一四七九年，还可以在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中找到有关记载。

    这次更早的——亦是最近的——穿过保加利亚的宗教旅行使得土耳其人想到瓦拉几亚修士的旅行有特殊意义。搜查他们的马车这一行为——很可能由当地一位帕夏的卫队进行——暗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官员对他们此行的目的可能已经有所了解。当然，奥斯曼帝国当局不会情愿将他们最大的政治敌人之一的遗骸存放在保加利亚，或容忍对这遗骸表示敬意。不过，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马车的搜查肯定一无所获，因为斯特凡的故事后来提到，遗体安葬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如果他们的确携带了一具遗体，我们只能臆测他们是怎样藏起这整个（尽管是无头的）身体的。

    最后，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感兴趣的是，纪事里提到斯纳戈夫修士相信他们在教堂里亲眼目睹了显灵。在他们为弗拉德三世守夜时，他的尸身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人们说法不一。他们提出几种使一具尸身变成僵尸——吸血鬼——的传统方法作为依据。他们都相信，弗拉德知道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结果。有些人相信自己看到一头野兽跳到尸身上。另外有人说，超自然力化作雾气或风飘入教堂中，尸体因而直坐起来。在巴尔干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吸血鬼源于野兽一说广泛流传，也有很多人相信吸血鬼能化身为雾气或烟云。这些修士很可能知道弗拉德三世闻名于世的嗜血，以及他在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宅邸里皈依天主教的事情，因为前者在瓦拉几亚已是家喻户晓，而后者肯定是当地的东正教徒所关注的（尤其是在弗拉德所资助的修道院里，院长很可能就是他的告解神父）。

    手稿

    撒迦利亚纪事是通过阿陀斯一四八和r。vii。132两份手稿而为人所知的；后者亦称为“主教版本”阿陀斯一四八是一个四开本，清一色的半安色尔字体，一九二三年人们发现它保存于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图书馆，是纪事的两个版本中较早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撒迦利亚本人在佐格拉福亲手写下的，很可能是依据斯特凡临死前留下的笔记。尽管撒迦利亚声称他“记下了每一个字”他肯定还是进行了相当的再创作。文字的优雅是无法当场做到的，而且只有一处更正。这份原稿很可能至少在佐格拉福图书馆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四年，因为佐格拉福有一份一八一四年制作的十五和十六世纪手稿的目录，其中提到了它。一九二三年它在保加利亚重新露面，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里拉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它藏在一本十八世纪的对开本论著里，论著是关于圣乔治生平的。安吉洛夫于一九二四年确认这份原稿在佐格拉福没有现存的复制品。它究竟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从阿陀斯到里拉，仍不清楚。不过十八和十九世纪海盗对阿陀斯的侵犯也许是它（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献和物品）离开圣山的原因之一。

    撒迦利亚纪事的第二个，也是另一个仅存而且已知的复制品或版本——r。vii。132或“主教版本”——收藏在君士坦丁堡世界主教会的图书馆里，在古文献历史上可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它很可能是撒迦利亚那个时代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呈送主教的一份文件后来的复抄本，而原稿有可能附在院长的信中一同呈上。院长在信里提醒主教注意保加利亚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有可能会出现异端邪说。信已不复存在，但很可能出于效率和谨慎等原因，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下令撒迦利亚重抄他的纪事，将复件送到君士坦丁堡，而把原件留在了佐格拉福的图书馆。在纪事得到接受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间，人们仍然认为它很重要，值得通过复制保存在主教图书馆里。

    “主教版本”不仅很可能是发自佐格拉福的一封信函的后期抄本，而且它与阿陀斯一四八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它删除了在斯纳戈夫教堂里守夜的修士们声称的见到异象的故事，即从“一个修士看到一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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