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天高尚行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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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早上，奇迹发生了。像往常一样，护士进来了，用车推着一只筐，里面装的全是包裹，是女人们的亲戚或丈夫寄来的。每人都有，当然，浪荡女吉娜和拉丽莎除外，只有两个同事来看过拉丽莎，而来看吉娜的人一个也没有。其他人每天都能收到包裹，因为医院的伙食不够吃。

    分完包裹，护士突然又从筐底拉出一个大包，问：“你们谁叫伊万诺芙娜？”

    “是我。”吉娜回答说。

    “这是你的包？”

    “不是我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伊万诺芙娜。不会有人给我寄东西来的。”

    “吉耐达-斯蒂色诺芙娜-伊万诺芙娜。10号病房。对吗？”

    “对。”

    “哎，别耽误时间。”

    护士生气地把包扔到吉娜的床上，推着车就走了。包被撕开了，几只橘子、苹果掉了出来，滚到床上和地板上。女人们急忙把它们拾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吉娜床头。她闷头坐在床上，不敢再看包里还有什么东西。最后她还是撕开了里面的包，大家都看见了里面的东西：蓝色法兰绒睡衣、蓝拖鞋、镶花边的白睡裙。还有其它一些小包或小盒子，但此时吉娜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她的手颤抖着翻弄这些礼物，寻找着最重要的东西。终于她找到了一封信，撕开信皮，抽出一小片儿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看完信便一头扎到枕头里哭了。

    “怎么了，吉奴丽娅？”阿尔宾娜急忙跑过来问。“为什么这么伤心，信是谁写来的？”

    吉娜默默地把那片纸交给了她。阿尔宾娜读完信感到十分惊异。“吉奴丽娅，这太棒了。我可以读出来吗？”

    吉娜点了点头。阿尔宾娜大声读起来：“亲爱的吉耐达，我没法忘掉你，一直在找你。简直是奇迹，我找到了你。本想可能一两年之内才能找到你，没想到现在就找到了。寄上睡衣、睡裙和拖鞋，这样我妻子就不会穿着病号服走动了。我为我们的儿子买了许多东西，我看你时带去。我想念你们母子，尤其渴望见到你，哪怕就看一眼。务必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们的窗户朝哪边。你幸福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伊戈尔。”

    “真是奇迹。”爱丽什卡欢快地喊叫着，在她床上跳了起来。

    “他怎么找到你的，吉娜？”娜塔莎惊奇地问。

    “我不知道”吉娜窘迫地回答说。

    “但我知道。”阿尔宾娜突然大声叫道。“瞧那两个人，她们正偷偷乐呢。”她指的是佳丽娜和拉丽莎，两个人正并肩坐在佳丽娜的床上，试图装出一副旁观者的样子。“她俩是策划者。我见她们在盥洗室写信来着。当时我还以为佳丽娜要动员拉丽莎再次参加不同政见运动，策划什么抗议活动呢。哎，承认了吧，是你俩给伊戈尔写的信，对吗？”

    佳丽娜和拉丽莎只好承认，是她俩给伊戈尔写信，把他未婚妻的情况告诉了他。拉丽莎和佳丽娜焦急地望着正在抽泣的吉娜。“吉诺契卡。请原谅我们。我们本以为做了件好事但最后还是由你决定，你可以仍旧拒绝伊戈尔-米哈依洛维奇。”

    吉娜抬起了头。“现在没必要了。”她抓起蓝色睡衣，使劲用它擦了擦眼泪。

    五分钟后，吉娜把这些时髦衣服全穿上了，然后把换下来的印有医院字样的破旧黄衬衣、脏灰睡衣和打补钉的拖鞋，一只是黄色的，一只是褐色的，通通还给了护士长。

    早上这件事使女人们一整天都没平静下来。她们相互耳语，时不时瞟吉娜一眼，感到很快乐。吉娜默默坐在自个儿的床上，脸上挂着甜蜜和幸福的笑意。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说的是一位备受其夫之害的妇女决定不再跟他离婚并因此而挽救了他。

    我有个姑姑叫柳德米拉。我出生时她才十几岁。大家都叫她柳德米尔卡，可我当时叫这个名字太吃力，于是就叫成了“德尔卡”并且习惯了这种叫法，直到现在还这么叫。

    德尔卡18岁时嫁人了。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丈夫波里斯是个电工，整日酗酒，打老婆。记得她做姑娘时就很瘦弱，眼睛暗淡无光，头发干枯。婚姻的不幸把她折磨得更不成样子了，到40岁时她已老得象个老太婆。可后来奇迹发生了。大家都知道那句俄国谚语吧“四十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而德尔卡45岁时却焕发了青春。

    那是从她儿子参军时开始。德尔卡早就对她母亲讲过，只要儿子一长大，她就跟丈夫离婚。这自然是因为他酗酒。所以沙约扎参军后德尔卡就离开了家。“好了。我受够了。”她说。她找了间房子，又换了工作。她以前在一个车站的订票室当出纳员，工作很累，时间又长。谁都知道在车站排队买票的队伍有多长，有时人们一排就是好几天。他们又累又乏，等排到售票口时人都快散架了。这种工作德尔卡做了近二十年，仅仅为了多挣几个卢布，因为波亚姑夫把钱都花在喝酒上了。后来她在旅游局找了个差事。那里的气氛可大不一样，顾客也迥然不同。人们都在度假、旅游，他们幸福、愉快。德尔卡自己也开始旅游：她经常买上一张减价车票到塔林或南方的什么地方去玩。在旅游局工作的人员都享受减价车票待遇。她开始打扮自己。她从前一直挽着头发，现在则剪成了短发。这时她才发现她有着多么漂亮的灰色头发。她疲惫的眼睛开始变得闪闪发光，似乎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她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而且似乎身高每月都在长。不久，她有了恋人，那人一直都在打光棍儿，到40多岁了才忽然决定结婚。他有点老派，这正合姑妈的胃口：没有污言秽语和粗鄙之举，只有鲜花和吻手礼。他自己有辆汽车，因此每天上下班接送她。我和妈妈都高兴极了：德尔卡45岁才享受到青春的快乐。

    但她的幸福还没开始就被毁掉了。一天波亚姑夫打来电话，说他要住院，让姑姑去照看他们的房子。德尔卡问道：“为什么？你要长期住院吗？”

    他相当平静地回答：“我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得了癌症。

    你要好好看管咱们的房子，以免将来儿子回来没地方祝你如果能把我的丧事办得象样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德尔卡不顾一切地回去了：她的确离开了丈夫，但现在他病了，她至少也应该亲自把他送到医院埃他住进一家癌症医院，准备动手术，因为酗酒过度，他得了喉癌。他的手术看来相当成功，德尔卡带着大包小包去看他，陪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不久他就出院了，出院前德尔卡同医生谈了一次，医生说象这样的病第一次手术后往往会复发，因为病毒不仅危害了咽喉，同时也侵入了胃肠、肝脏。“要让他身体的整个系统积极地抵抗病毒的进攻，这是唯一的希望。这就看病人有没有康复的信心了。人们往往一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就自以为死期不远了。”

    听了医生的话，经过深思熟虑，德尔卡终于下了决心。她回到家中，把凌乱不堪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打开衣箱，她发现他已经把他所有象样的衣服全都换酒喝了，于是她决定给他买新衣服。她先买了一件质地考究的大衣。她想：“如果我给他买件衬衣或一套西服，他会以为那是为他准备的丧服。

    为死人装裹一般都用好衣服，可从来没有用大衣的。他一看新大衣就知道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

    她还为他买了套服、内衣、衬衫和新鞋，花了不少钱。我也解囊相助。后来姑姑跟我讲了出院前她把一包衣服拿出来时他的反应。他穿上衬衫、套服后说：“这下进棺材时可有衣服穿了。多谢了。”

    “你为什么要想到死呢？”她严肃地问。

    波亚姑夫哀伤地望着她，自怜地说：“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尔卡双手叉腰，冲他喊道：“癌症。你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你这可怜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里的小算盘我一清二楚。你想让我回来，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可以打着癌症的幌子又开始酗酒。哼，真是痴心妄想。别急，先听我说。

    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100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5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4年，而且已申请假释。母子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证，要是白拉见到她生气他就立即走开。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儿住院。时值八月，患者获准在公园散步。在偏僻的林荫路边我们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只凳子上，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女孩儿。她脸颊绯红。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克利尔急忙走过去紧挨着她坐下，伸手搂住了她的肩头，望着她那十分瘦削的面庞说：“你怎么了，小鸽子？想飞走吗？我不让你走。”

    我借故走开，到医院门口等克利尔，好不使他们难为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突然获知，克利尔撇下年轻美貌的妻子，把白拉从医院拉出来转到克里米亚优美的疗养院中。白拉在那儿接受了治疗，尔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克利尔与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同白拉结了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甚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也在常新娘几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着她，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白拉是这样喜气洋洋。

    我们都认为这一切都会随着她的死期到来而告结束，尽管死得幸福。但结果谁也没想到。克利尔象一头公牛一样到处乱撞，四处托人，找最好的大夫为白拉治玻他还带她到国外求医，甚至去菲律宾找巫医治疗，结果白拉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克利尔的努力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个十会健康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眼里克利尔成了一位肺病专家，因为在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肉，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奶头、婴儿浴液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奶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姐妹突然接到电报，说卡蒂娅的丈夫死了。我们寄去了安葬费和慰问信，但路程太远没法亲身前往，况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个月以后我们又收到另一封电报，是卡蒂娅的邻居打来的：“你姐姐卡蒂娅突然离世。速来安葬并照看孩子。”

    我、柳芭、医生尼娅，三姐妹不顾一切地赶到姐姐家中，为卡蒂娅料理了丧事。邻人说她是绝望而死——她只身一人，没丈夫的帮助，无法抚养七个孩子。孩子们还都小，长子10岁，往下依次间隔一岁，最小的丫头才两岁，埋葬了卡蒂娅后，我们姐儿几个商量孩子们怎么办。她们在另一间屋里抱作一团，似乎知道我们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小的几个好办，我和尼娅决定，由我领养小丫头，她领养三岁的男孩儿。我们再没别的办法。大点儿的孩子只好让他们去儿童养育院，很可怜，他们必须分开：女孩去一家，男孩去另一家。一所寄宿学校同意接收最大的男孩。我和尼娅在和各自的丈夫讨论这一安排，而我们稚气未脱的小妹妹坐在那儿垂泪。她做不了主，因为她丈夫没跟她一起来。我们能理解她的眼泪。突然她站起来走到孩子们呆的那间屋门口，盯了他们好一会儿，然后回来说：“尼诺契卡，丽柳莎。

    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那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他们刚失去父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们通常把柳芭看作我们家的孩子。尼娅甚至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在决定重要的问题，你却来说些傻念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分开呢？谁能领养这么多孩子？反正我不能，我已有两个孩子，还有丈夫和工作。瓦伦蒂娜也不能，她有重要的工作。你能全部领养他们还是怎么着？你还没孩子，不懂怎么抚养孩子。老实呆着吧，等长大了再谈论重要的事情。”

    而柳芭却突然说：“你说对了，尼诺契卡。我要领养这七个孩子，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或者说用不着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你疯了。你结婚才一年。就是带一个孩子回去，你的格里沙也不会让你进门。”

    “我要马上给他拍电报让他决定是要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傻丫头去拍了如下电文：“已决定抚养卡蒂娅的孩子。如仍想与我一起生活，来接我们。”

    看到这封电报，格里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跑到邮局给她挂了长途。在电话中她坚定地表示她想收养七个孩子。格里沙考虑了几天，第四天来到克里夫依-罗格，来接他的突然扩大的家庭。

    自然，我和尼娅都解囊相助，但我们认为柳芭不会维持长久，起初她可能有些兴趣，但时间一长就会明白抚养七个孩子并非易事，那时她就会放弃她的打算。我们对她十分恼怒，因为我们本可以一次就决定他们的命运，免得他们多遭一次罪。结果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两年过去了，柳芭愈加倾心于这些孩子。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恢复了生气。前几年他们的生活很惨，父亲有病，还天天喝酒，而母亲则整日悲愁。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年轻的新妈妈，乐观又仁慈。他们爱“柳芭妈妈”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帮着干家务活儿和照看弟弟妹妹。当然对柳芭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服装厂的工作，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机关当了清洁工。这至少可以为家里多挣点儿钱，还能有时间料理家务。格里沙也习惯了这些孩子，但他得加班加点工作，还不断另外找点儿活儿干。他们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因为并没允许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只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被定为养父母，并被告知：“要是有能力抚养这些孩子，那就抚养，要是没有能力，就送儿童养育院。”

    孩子们生身父母的抚恤金还不够给他们七人每人买块面包。

    有时看到柳芭我就想：“我们姐妹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落得如此结局，真太可惜了。尼娅是个医生，我有重要的工作，而柳芭却是个清洁工。这不公平。”但有时我的想法又完全相反，或许柳芭最伟大的才能就是把家庭的幸福给予那七个小孩。

    我确实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柳芭没有完成学业，或者说终生没有自己的职业。清洁工算什么？那毕竟不是职业，只不过是一份儿差事。孩子们会长大成人，然后离开这个小窝，柳芭将会只身留下来，唯有孩子们用过的破旧的衣物和餐具与她作伴。要是孩子们长大后有良心，肯帮助他们的“柳芭妈妈”那还算不错。但她再也不会有称心的工作，也没有丰厚的收入或养老金。我和尼娅将会得到两倍或三倍于柳芭的养老金，而这些养老金将主要来源于柳芭的孩子们，因为柳芭的七个孩子将来为养老基金所做的贡献要比我们俩人的两个孩子多两三倍。如果从政府的高度看，这是不公平的。这就等于说社会盘剥了多养孩子的母亲。

    女人们十分钦佩柳芭的高尚行为，同时也对其深表同情。

    “瓦伦蒂娜，你想过要在你们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试过，但没人听。他们说：‘每个女人都要决定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有趣的工作和丰厚的养老金，还是孩子’。这就是我得到的答复。”

    “你怎么想，佳丽娜？”

    “我怎么想？我认为，为那样的母亲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政府不会破产。不是让她们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扫楼道上，而是让她们可以坐在家里读书，这样，孩子们大点儿后，她们就可以一星期工作两三天，当然我说的工作是职业而不是随便干什么活。当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大家庭嘛。”

    “对，我认为，”奥尔佳说“一位母亲的工作应该得到普通工人的养老金，我就这样认为。瓦伦蒂娜说得对，我们的养老金将来要由这些母亲的孩子们承担，她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这不公平。”

    我们一致同意奥尔佳的看法，并又转向瓦伦蒂娜：“瓦伦蒂娜。为何不给你的同名人宇航员瓦伦蒂娜-泰勒什柯娃写封信？她能在最高水平上提问题。”

    “是埃不过，她也会从最高处摔到地上。你们听见过她为妇女说一句好话吗？当然没有，由此说明她为什么能当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

    吉娜突然高兴她说：“泰勒什柯娃视察过我们劳改营，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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