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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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不是伟大的时代。

    我等小民，固然希望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能生活在一个平凡的时代，平平安安，寿终正寝，也知足了，至于这时代是否伟大，倒不是特别在乎。所以有没有大师，也不是特别在乎。

    但有关方面可能就不同了，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可能不伟大呢，证据之一就是有了大师。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师。但是到底是因为有了大师，所以这个时代就伟大了，还是因为这个时代伟大了，就必然会有大师，其实不容易搞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鸡和蛋的关系问题。

    如果我们已经假定这个时代是伟大的，那么要论证它也不难。您看我们的经济实力吧，据说gdp已经超过了日本鬼子，名列这个星球的老二，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要超过美国佬也是指日可待。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还当了美国佬的最大债主。想想当年黄世仁对杨白劳吧，那可是要多威风有多威风。

    当然光有银子还不够，钱包鼓起来了，却没有文化，顶多就是爆发户一个，而爆发户是被别人看不起的。我们不是出了好多空壳书吗，就是专门为爆发户准备的。

    这个时候就轮到大师出场了。这就叫做需求决定供给。

    大师应该是某个领域甚至某些领域有杰出成就的人物，而于杰出成就，大众是很难理解的，比如梵文之类，能认识几个字母那是相当不错了，要当裁判无异于异想天开。所以关于大师的认证完全是小范围的事，基本上属于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但是似乎也可以抛开专业问题，从大师应有的境界来鉴别一下大师。我的意思，大师的境界就是大师不同意自己是大师。不过如此一来，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申请了大师称号的人，都不是大师了。于是又出来一个鸡和蛋的问题。

    如果认定一个时代没有大师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哀，那么反过来，大师就难免成为装点盛世的花瓶。但是真正的大师，是不屑于做花瓶的；把大师当作花瓶的时代，也出不了真正的大师。

    其实有没有大师并不重要，我们甚至就不需要大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花瓶。

    当然这个花瓶还是要有一些成色才行。比如产地至少应该是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吧，光是出自瓷都景德镇的某座大窑估计也不行，还应该是某位工艺美术大师的得意之作吧。

    上海的余大师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应该说余大师还是下过几只“好蛋”的，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就是“好蛋”我想余大师之所以下这几只蛋，是因为它们成熟了不得不下。下了“好蛋”拿去换钱，公平交易，理所当然。但是要下“好蛋”好辛苦，文化苦旅还真当得起一个“苦”字。

    国人一向不能善始善终，路边开小食店的，生意好了，就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余大师既然是国人之一，当然不能例外，到了他的千年一叹，就成了“扯蛋”了。

    您看本人吃了两只“好蛋”只道是同一只鸡下的应该差不多吧，哪知道一不留神就上当了。不过上一次当不要紧，上两次当也不打甚么鸟紧，关键的关键是同样的当不能上第二次。

    有人揭发余大师其实在以前就下过“扯蛋”甚至“坏蛋”那个“以前”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余大师现在的身份地位，显然没有必要赤膊上阵自证清白，自有喽罗合伙人等出面料理。我所知道的看似自圆其说的版本是那些蛋是一窝鸡打伙下的，到底哪些是余大师下的就搞不清楚了。如果说一只都没有下似乎也不妥当，如此一来，余大师岂不成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按说只要蛋还在，以目前的技术手段，要搞清楚哪只是余大师下的还真不难，关键是余大师和有关方面有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不过想到开胸验肺的惨剧，我们还真不能太乐观了！

    “好蛋”下完了“扯蛋”也下完了；“好蛋”换成了人民币“扯蛋”也换成了人民币。虽然丰衣足食了，人心不足也很正常。如今这时代，也不太敢下“坏蛋”；下了“坏蛋”也不好找人买单。好在老母鸡还在，出租也好，出售也行。

    于是余大师出没于各种场合，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提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美其名曰素质考评。我还真替余大师惋惜了一阵子，总以为是明珠暗投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是不至于写这些文字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了，一阵天崩地裂之后，幸存的人们发现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而人祸危害最烈的竟然是祖国的花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愤怒的父母要求有关方面给一个说法，却破坏了余大师眼里的动人气氛。

    余大师含泪了。只是余大师含泪的目的，是把这些祖国花朵的冤魂换成银子，或早或晚装进自己的腰包。

    你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你也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你不能出卖我们的苦难，不能出卖别人的冤魂。

    在这一刻，余大师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成就了他的大师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