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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级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
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有时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这可能是后世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历史渊源吧。
正因为元朝政府对士人的鄙视，使得打着大宋旗号的福建路成了很多士人投奔的对象，虽然对许汉青在福建路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认同、不理解，甚至是激烈的反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进入政务学堂学习，毕业后陆续进入泉州政府当幕僚或是从里正、村长干起，一来泉州政府给官员的俸禄是相当优厚的，这也是许汉青高薪养廉的主张，二来以后可能会有个出仕高升的机会。
光复军占领全福建后，各个地方的职缺一下子多了起来，那些品质没有问题，表现好、对新政支持的政府幕僚和基层干部纷纷被提拔，奔赴各县、府、州任职。那些躲在家里不肯出来儒士和成天只知道给新政挑毛病、不肯与政府合作的士人，突然发现自己错过了一次绝好的出头机会。
巨大的反差和示范效应，使得更多的士人开始反思，开始转变。报纸上批评新政的少了，酒楼茶肆里说怪话、发牢骚的少了，报考政务学堂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按后世的说法，现在光复军从垃圾股变为了潜力股，还正在向蓝筹股迈进。谁不想握在手里，等待着它的升值，来享受它所带来的高额利润。
只要光复军能继续保持强势，继续攻城掠地，自己便有出仕升迁的机会，而且泉州政府的地方官员都是任期制，保不准下一期便是自己接任了呢！
这些人中，不乏真心赞同新政，想为国出力者。但投机者也占了不小的比例。为此，许汉青和陈复文早有考虑，立刻将监察司从敌情司分离出来，负责监察大小官员的不法行为，并且监察司直接对许汉青和陈复文负责。又制定了官员定期财产申报制度，百姓举报有奖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民意年度考核制度。就象许汉青和陈复文所说的：我要的只是结果，只要你不违法乱纪，只要你能造福百姓，我才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其心可诛这句话在福建不适用。
这是太平盛世才有的风景啊，初来时，邓光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续观察数日后，他才肯定自己看到的不是假象。眼前一切都是真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熙攘。市集中，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学堂内，每日书声琅琅。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邓光荐抬头看着夫子庙里图书馆的匾额。
“这是许大人所说，陈大人亲笔所题。”陪同的泉州官员自豪地介绍道。
“里面陈列的都是一些什么书籍？”有朝廷官员问道。
“有儒学经典、先秦典籍，还有一些文史孤本的摹本，还有海外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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