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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咱们的老祖宗自从有了姓氏之后，起名字一般都是用两个字，这就给统一一个字“派”留下了余地。虽然容易发生重名的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幸亏是用两个字，要是用一个字，更容易发生重名。好在超过五代以上，相互之间的字“派”就趋于淡化，只好另辟蹊径，重立字“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辈分开始杂乱起来。比如，有的亲堂叔、侄，因为婶子和侄媳妇之间存在着表姐妹关系，认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显得特别麻烦。你不要以为，要是亲弟兄二人，娶到了亲姐妹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了，然而不然。若是西洋人，并不算什么，叔叔与舅舅都是一个“uncle”一样地尊敬，在我们中国，就要加以区别。我们细致的祖宗们，创造的称呼太复杂了，像兄弟娶了姐妹这种情况，如果哥哥生了个孩子，应该向叔叔的老婆叫“姨”呢，还是叫“婶子”？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宗们自有解决办法“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多大的宗亲冲突。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设立了新朝。他为了革除以往的习俗，曾经别出心裁地下令，所有人名只允许用一个字。所以，你翻烂一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名，刘备呀，曹操呀，赵云呀、夏侯渊呀，找不到一个人名是用两个字的。当然，为了避免重名现象，人们又起了“字”就出现了“姓x名x字xx”的复杂称谓。到了水浒传中，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单字的人名仍然很多，但有了卢俊义、鲁智深等人，双字的人名出现了，并且有了“浪里白条”、“青面兽”等更能体现人物个性的诨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为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字的人名，搞得用电脑统计，全国的“王伟”有上百万个。如果一个人成名，大家都沾光。要是通缉这个人，不知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审查的株连。
上述这些，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考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和我们那里的民俗相比较，也为了说明中华民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镇压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