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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他就赶紧记下来，及时补充货源。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方法，非常直接，立竿见影。比如啤酒这种饮料，那玩意儿像马尿一样，喝下去，苦苦的有一种怪味，远不如烧酒喝着痛快淋漓。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小孩们称作“尿酒”的东西，后来竟然会兴盛起来。元叔的小杂货铺，当然没有进过这种货。年轻人赶时髦，追着元叔要买啤酒喝，元叔就进了几件，一试销路很好，洋口味占领土嘴巴，几乎没有过渡过程。到了麦季，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这里买走几捆啤酒，到麦地里干活时当茶喝，当“液体面包”吃。一瓶啤酒下到肚子里以后，当饥当渴，喝得晕晕的，割麦的速度能够加快，并且不感到腰疼。时间久了，元叔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小杂货铺办得很兴旺，盖过了双代点。双代点倒是年年亏损，终于办不下去了，高楼乡供销社就把它承包给了自己的职工，生意反而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元叔从来不计较蝇头小利，在他站柜台时，给来买东西的人，足顶实数，几乎没有差价。四川女人才认为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一般不让他在前边做买卖，自己和两个女儿当营业员。开始，她算账不很在行，小女儿总是能把价钱一口说出来，她才开始跟着元叔学习打算盘，粗通了算账记账的方法，没有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
寨子里许多人在元叔的小杂货铺开业的时候，曾经嘲笑过他，说“山里人，有出息，穷死也不做生意”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举动。几个在外当工人的人回来说，县里领导们搞起了“星期日经济”到了星期天，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上街摆摊做生意，才让人感到眼热起来。那些临街的住户，有心做买卖，却没有这种胆量，羞羞答答的。他们没有仿效元叔做买卖，却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办法，把院墙和大门统统拆掉，盖起了这种一间过道两间门面的房子。这种改造果然有用，不二年的光景，寨子里的各种生意兴旺起来，有的办起了电焊修理铺，有的办起了蒸馍组，有的办起了打面房。
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办起了一个木工房，主要产品仍然是做棺材。他的后院比较宽大，买了一台山东潍坊产的木工刨床，体力活得到了解放。因为地里的农活，不像在生产队那样，大家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汗，整天要挣工分，干不完的活儿。现在到自己的农田里耕作，有了活儿，自然抓得很紧，很快就能做完。农忙时间也有许多闲暇工夫，剩下很多的时间，就做他最拿手的“老屋”前边的两间房子摆不下了，就摆在当街里。死人的速度当然赶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这东西又不能以销定产，在大街上摆满了棺材，很不雅观。发旺哥说：“凤梧啊，你做这么多棺材，卖不出去，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杜凤梧并不生气，他说，棺材是人人离不了的，你挑一口结实的，要是你今年去见阎王爷了，我不要一分钱，白送给你。发旺哥连说，骚气，骚气，朝着在当街里晒得龇牙咧嘴的棺材“呸”了一口。
高恩典没有资金，做不了大买卖，他的房子又不临街，从内蒙古回来以后，操起了在那里干过的老本行，到周围村子里收破烂。这东西很脏，一般人不愿意干。谁也没有想到，小生意里潜在着大利润，回收破纸板子、破塑料袋子、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有对半以上的利润。有些人不稀罕钱，干脆白送给他，这利润就是百分之百了。没有几年，高恩典盖起的小楼比干部家里的还好一些，人们才恍然大悟，称高恩典为“破烂王”许多没有钱扎本的人，都效法起来，山里出现了一群收破烂的队伍，大家一窝蜂上来后，造成资源枯竭，收上一自行车破烂，要跑很远的地方。
大家越来越往钱眼里钻。过去，人们相互之间帮忙，是不计较报酬的，只要有劣质烟卷抽，有白面馒头吃，招待一下就行了。现在，慢慢没有了帮忙的说法，凡是能够央到的帮忙人，首先商定给多少报酬。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这一点上，才真心实意地去帮忙，不再计较那么多，还保存着乡亲们之间美好的情意。老学究孙乃社家里翻修房子，儿子说，大工每天给人家十块钱，小工每天给人家五块钱，叫孙乃社感到既心疼，又惋惜，文绉绉地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