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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也就不会在乎盗版不盗版，不过现在么，盗版还真的是堵不住的东西。
那么国家这时候想不想打击盗版呢？答案肯定是想，可想又不做，做又做不好，最后到头来，果然就让盗版在国内横行了起来，至少现在是这样。
很难说在八十年代就发财致富的那些人，有多少是靠盗版起家的，而发展到九十年代，由于国家的纵容，加上利益驱使使然，更是让盗版几乎已经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产业。
王乐过去看到一些什么专家学者的宣传，说什么盗版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教育问题，在一个全民素质问题，说只有大家都自觉不买盗版了，盗版才能打下去。王乐当时就觉得这纯粹是放屁，这就跟让大家都去做柳下惠坐怀不乱一样，根本就是行不同的。
王乐还从来没见任何一个国家打击盗版是靠让人民自觉的，就算那些欧美国家，那些专家口中所谓发达国家素质高的人群，他们也是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如此的。
其实对于中国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来说，真下定决心打击盗版，绝对会比欧美等国家要有力度的多，可中国政府就偏偏在这方面羞羞答答，而理由也是多种多样。什么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不完善了，什么打击盗版的费用太高，国家财力有限了，什么打击盗版是一个长期的，有步骤的过程了，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盗版问题嘛，国家是反对滴，也是要打击滴，不过这怎么打击，就需要研究研究、探讨探讨，再慢慢一步一步的来。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国家这么有意的放纵盗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资金投入。毕竟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开放，必须跟世界接轨，否则闭关自守就是自寻死路，或者说，要多实行拿来主义。
不过现在这拿来主义也不好拿了，不管是技术也好，文化也好，都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你要拿去用，可以，先交钱买知识产权！
中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已经落后国际上其他先进国家很大一块儿，如果什么都按照人家的规矩来，那中国每年光为这知识产权一块儿，就要缴纳巨额的外汇费用，这显然是正急需外汇储备的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因为出于这种考虑，中国才以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不完善做借口，有意放纵盗版，目的就是能够廉价的拿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文化产业来自己用。
当然了，盗版这个东西也是个双刃剑，虽然国家是能够便宜用国外的好东西了，但也遏制了中国自己的发明创造，特别是文化产业，受创更深。
不管怎么说吧，盗版问题，现在是管不了的问题，而既然管不了，里面蕴含的利润又如此巨大，那些各个地方负责这方面的机关单位，没有理由不来分一杯羹。
其实这时候由于国家对于图书音像制品的惯例很宽松，图书音像制品很多地方责权不明，多以对于盗版的图书音像制品，不止是文化局过来分蛋糕，其他单位，比如广播局也在盗版产业中分了好大份的蛋糕。
单纯就图书音像制品这一块儿来说，这时候的盗版图书一块儿，要给文化局交钱，而录音带录像带一块儿，因为利润更大，在给文化局交一份钱的同时，还要给主管的广播局交一份钱。等到了后来，图书刊物等都归新闻出版局管，所以新闻出版局也加入进来分蛋糕。
也就是说，后来的盗版屡禁不止，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因为地方的相关单位很多都是靠盗版来养活的，没有盗版，就没有这些单位的福利与津贴。所以呢，盗版这个产业，到了新世纪的时候，利润其实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大了，因为要交很大一份钱给这些分管的各个部门，也算变相的缴税。
当然了，正因为这些相关单位的控制，盗版到后来也基本从零散的小商小贩走向了集中的大工厂大规模化，盗版，也形成了彻头彻尾的官商勾结。
不过在1990年，由于国家政策问题，加上国家的盗版大业刚刚起步，相关单位对图书音像制品的盗版问题也没有划分好势力范围，对盗版控制还很松，所以才让这时候的盗版成了媲美贩毒的暴利行业。
这一情况的改观，要到1993年底，等国家跟美国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知识产权谈判，知识产权这个东西才渐渐被国人认识，等各个单位也明确了自己管辖的势力范围后，这才开始全面着手控制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盗版产业，让盗版成为为自己下金蛋的鹅，当然了，那就是后话了。
“喂，王乐，你凡么楞呢。”林志远忽然拽了拽王乐的衣袖，指了指迎面而来的一辆公交车“车来了，快跟我走！”
说到这里，公交车已经嘎吱一声停在了公交车站牌附近，然后又听哧的一声，车门被打开了，就看见女售票员把身子从车窗探出来大喊：“快点快点，自觉买票！”
林志远看到这里当先向停下车的公交车跑去，而王乐微微一顿，也跟在了后面，等两人都随着人流挤上了车之后，还没等站好，又听到哧的一声响，车门关闭，然后公交车发出了两声吼声，这就缓缓的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