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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岳飞也第一次和张俊、韩世忠等老资格将领平起平坐；张俊所部则一分为二，其主力被编为“神武左军”约七万多人（因为撤编的军队不是给他就是给岳飞，而张俊又没岳飞那样挑食，可惜是“虚胖”），而部分精兵则与殿前司军合并，并裁汰老弱，由在“藕塘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张俊部将杨沂中担任主将，称为“神武中军”总兵力一万多人，颇为精锐，并在其后的一年内迅速扩充至三万人；而新淮西军（刚建立时包括三千岳家军、一千义乌兵、一万多原淮西兵和八千多“八字军”以及少量吴璘的亲兵。）与赵立的淮东军则统编为“神武右军”总兵力五万多人（赵立兵力接近三万，但素质良莠不齐，大多只能守城和维持治安，可以野战的机动兵力不足万人。），以赵旉为名义上的主帅，但实则两军各自为政。
赵构现在的城府已经大胜从前，所以虽然有些舍不得儿子离开自己，却还是笑着为其送行，倒是赵旉的母亲潘贤妃哭得像是泪人似的，以至于赵旉不得不许诺定期回宫
年方七岁的赵旉带着自己未必忠心的部属们来到了淮西，这里本是大宋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可是经过这些年的三重洗劫（敌军、盗匪、刘大帅），已经是赤地千里。偌大的淮西，现在总人口已经只剩三十多万，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饥寒交迫下苦苦挣扎。
赵旉实地体验到战争的巨大破坏之后深受震撼，这时前世便已困扰赵旉的一个问题突然有了答案，为什么古代中国自东汉开始在严格意义上（唐朝和明朝那种一衰弱便丢掉的扩张没有实际意义。）来说便停止了扩张，而民族性格也越来越厌战。如果说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显然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系是承袭自西周的宗法制度，而周朝却是华夏版图极大扩展的时期之一。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反战思潮的背景是什么？是二次世界大战啊！”赵旉自言自语道。正是由于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教训，西方人才开始珍惜和平，因为他们此前的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即使战争胜利也无利可图而且损失惨重的情况。而中国自秦代以后长期沿习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内涵则是官僚制度）大大降低了军事部门的效率，也令边疆地区的行政开支大大增加（山高皇帝远嘛，能捞就捞呗，再加上偏远地方的官吏普遍都想着找门路调回京里，边疆地区的经济又怎么可能发展好呢？），再加上缴获都归前线官兵分配的传统，使得对外战争毫无实际收益，而钱粮消耗却大大增加。
所以即使在境外作战，国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依旧会受到很大损害。比如汉武帝时北伐匈奴，前后出动的军队不超过二十万，却差点令当时人口数千万的大汉帝国经济崩溃，而在战国时期这种规模的战争根本不算什么。等到宋代科举成为官吏选拔的主要方式，文人地位完全压倒武人以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岳飞第一次北伐时才挺进了区区几百里就因粮草匮乏而不得不撤军。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精兵良将再多，也不能再有汉唐时的广阔疆域了
而且这样一来，国内的反战情绪必然日益滋长，任何对外开拓的行为都成了“好大喜功”在南宋时期这种思想更是升到了顶点。历史上宋亡的教训使得明初的民风短暂雄起了一把，但反战思潮的根源仍在，而官僚制度的弊端也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明朝自永乐以后便基本停下了向外开拓的步伐，国策重新变得保守内敛起来，以致于边患累年不决，成为明亡的原因之一。不过明朝毕竟有了宋朝的教训，没再犯下以妥协换和平的错误，所以在对外上明朝还是要强于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