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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奉上的压岁钱时，他总是客气的说谢谢，那种客气，总使我十分不好意思。
其实我逃走的年，也并没有什么与平常日子不同之处。某一年我和一位同是写作的朋友到了香港——因为别处都订不到机票。过年前我们两个人住在凯悦饭店里，吃饭店的自助餐当年夜饭，到了元旦，因为处处放假，无处可去，便在咖啡座里写稿，两人各据几张稿纸，面对面，视对方为不存在，振笔疾书；写累了，才外出散步。“还好，香港这边不许放鞭炮。”我这位对鞭炮深恶痛绝的朋友，对我们这种无聊的元旦竟还深表满意。
美国作家包威尔（powell）说：“写作是一种孤独的行业，家庭、朋友以及社会全都是作家的敌人。因为，作家必须独处，不受干扰，而且多少有点蛮劲——如果他想撑完一部作品的话。”他的话虽言重了，但也不无真理。至少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孤独，面对稿纸总比面对诸亲友的关切容易，所以我继续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逃年。我感激父亲的体谅，因为，他一定明白，孤独是一件美丽的事。
辞职去旅行
工作若到困境，应该怎么办才好？
一般人会有以下的反应：
一、对抗——和困境继续搏斗，赢了，更上一层楼；输了，有些人默默忍受，有些人免不了义愤填膺。
二、放弃——放弃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暴自弃，另一种是寻找出口，看还有没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三、沉溺—— 这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仿佛苦酒满怀，一杯又一杯，越喝越难以自拔。人人都知胶着困境中并没有好处，但舍不得脱离苦海的人所在多有，徒然落得满腔怨忽过日子。就像李伯大梦，一梦二十年，醒来时即使人事已非，怨言仍在，连梦也作得不甚愉快。
世界上最没有建设性，最不会有进度的就是怨言。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考虑，一段时间休息，在还饿不死的情况下，一年期限旅行，但别依赖着不快乐生活。
我一直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
那年我拥有一个福利不错、收入比一般人多一倍（甚至比现在薪水多一倍）的工作。那是一个很多人挤破头想进的公司，却也是一个同事们怨言满天飞的公司，每个人的嘴角都不自觉的往下垂。
某一日我比正常时间早踏入公司，一位公司的元老职员，抓住我叼叨絮絮，投诉了一些公司对不起他的事；谁能力不好只会拍马屁，却抱着老板的大腿一路往上爬；谁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谁只会讨好大老板罔顾同仁权益
他鄣得义愤填膺，我听得胆战心惊，不免冒出一把冷汗。
我不是怕听这公司的重重黑幕，其实这些事我老早就知道了。只是我心里忽然有一个声音问自己：如果你在这里像他一样做上十多年之后，会不会也像眼前这位“白头宫女”一样，苦水满腔？对着一只刚进来的菜鸟，嗜里嗜苏？
答案竟是肯定的。
天哪，我不要变成那个样子！
做了两年，有一天我恍然明白，在这里我只是在重复旧东西，不会再学到新东西了，再做下去，只是在走情绪的下坡赂，我毅然辞职。
我给自己一年时间休息，好好想想我的人生困境，还有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到底孰重孰轻的问题。我决定先到英国一尝我的异乡梦。
“你不会担心回来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你不害怕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你不担心这一年间处处有人卡位，回来后无处容身？”别人的质疑如潮水涌来。
在面临人生重大决定时，我通常有莫名其妙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只知，其实我的任何选择，影响最大的是我自己，别人再怎么关心，我不过是他们茶余方后的话题。
我如果继续留在那个情况下，只会疯掉而已：感情不顺利、工作环境充满斗争怨声载道（奇怪的是，公司的元老们都不快乐，只有在互相倾轧折磨时，才会有会心的笑容），写的书既不叫好也不叫座
虽然我满喜欢当上班族，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休息，再下去绝对会因“内外失调”变成疯子。
我很迅速的办好手续到英国游学。到异国去读一小段书，是我长久的渴望。我的家庭难免重男轻女，老早声明“读书基金”是给男孩用的，绝不必想从家中得到任何经济来源去喝洋水。这时我已经存了一笔可以在国外生活一年的钱，不必向人伸手，自可以决定自己的去留。
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从小被告诫不要变成“拜金主义”但却不得不承认，有时金钱会给你自由，也许我应该说得更精确一点：有一笔自己赚的钱和花光那笔钱的勇气，会给你自由。
我第一口自由的空气是在英格兰呼吸到的。在剑桥，我报名参加一所秘书学院的语言学校，办了一张学生证，租了一部脚踏车，找到一个寄宿家庭，也变成一个完全没人认识的人。
英国人难免有种族歧视，愿意收容东方学生的家庭离学校很远，每天我须骑三十分钟到一个钟头（端看我这个迷糊鬼有没有迷路）的车，上坡下坡的上学，途中还要经过坟墓区，以及一段可以了望和梵谷画中一模一样的麦田，但全无路灯的公路，如果参加学校活动较晚归来，那真的很希区考克。
我认识了一群比我年轻一些（为此我只好将年龄谎报，减了五岁）的同学，他们来自德意法瑞日，各种腔调的英文都有——当然，我们的腔调也是彼此嘲笑并自我安慰：“哦！比起他来我的英文还不差！”的最好话题。
正是秋天，剑桥的枫树渐渐转红，人们眷恋阳光的最后季节。我们撑篙在剑河上大唱donnadonna和伦敦大桥倒下来。我租来的脚踏车二度失窃，因而赔了不少钱。老房东教我，睡前喝白兰地加奶茶可延年益寿，而白兰地和port酒混合则可治胃痛（对不起，请不要相信！）德籍英俊男同学在“毕业”当天送给我一个吻，意藉男同学则不甘示弱一下给我三个。
念黻一段课程后，我打算前往法国，最惨的事发生了。
为了表示我是个艺术狂热份子，我住进大英博物馆对面的ywca旅馆，准备把大英博物馆看个够。住了两夜之后，我搭乘地铁准备前往一位朋友家。不过坐了三站，我就发现身上的皮夹不见了。
啊哈，里头有我两张信用卡、一张提款卡，还有五十元英镑。现钞被偷是小事，但“无以为继”是大事。
我急得满头大汗，返回ywca寻找（这根本是困兽之斗！我明明记得自己把皮夹带出来）；鼓起勇气询问旅馆柜台小姐，却换来一个冰冷的回答：“你的钱既不是在本店丢的，我们就无义务替你报警！”
还好我身上还有五块英镑的零钱，否则连电话都没得打。我打电话给地铁的警察局，他们说，由于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钱是在地铁丢的，所以请我打给a分局；我好不容易对a分局解释完来龙去脉之后，他们又叫我打电话给原先的地铁警察局。两头落空，没人愿意承办此案，反正在伦敦，失窃一定是无头公案。
我只好自力救济报失信用卡，幸好有一家信用卡，答应在第二天补卡给我。基于气愤，我决定要麻烦英国警方来一趟，于是我又打了电话给a分局，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因在英国失窃而身无分文的学生，现在孤苦伶仃，应该怎么办？
没多久果然来了一名英俊的警察，温柔的问我一些问题，做了笔录之后，皱皱眉头表示，他也爱莫能助，总不能带我回警察局吃免费饭，只好很有绅土风度的对我说：请自珍重。
我坐在大英博物馆前的长板凳上，拼命掉眼泪，我的胃和那一大群鸽子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时，夕阳正好落在尖型的屋顶上，奢华绚目的橘子色占满我的视线，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又出现一个声音：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你不是一直期待着“返朴归真”吗？
我对着那群以天地为屋宇的鸽子嘿嘿嘿嘿笑了起来，不知情的流浪汉以为遇到疯子，吓得逃开。
哈，有钱时还怕小偷强盗，没钱时谁怕谁？一无所有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坏，至少人身还在！
我越想越开心。
忽然了悟到红楼梦里说的“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思。世间事还不是如此？女人有男朋友时处处受限，为他一句话，一根肠子百转千回，没男友时想得开则是机会无限，海阔天空任鸟飞
不管有还是无，都值得用心体会！
我对自己说：让我们理性的来分析这件事吧！你可以因为丢了钱而悲伤，也可以因为丢了桩而快乐，无论如何，钱是丢了（也让小偷很快乐），聪明的你，选择悲伤还是快乐？
我自问自答：像个这么自作聪明的人，一定知道怎么选择啰！
我拿最后一个铜板打电话给朋友，请她的先生来接我，运气不错，电话打通了，他们也义不容辞的来了。
“你不是在恶作剧吧？到底有没有丢东西呀？我看你很开心嘛。”他们大惑不解的问。
当然第二天拿到崭新信用卡时，我快乐得像中到乐透彩券一样。
没有经过失去，也体会不到这种飘飘然的乐趣呀。从那个失窃事件之后，我真正开始懂得一点点快乐的哲学。
我感谢那个小偷让我明白这件事，虽然，我一点也不想再失窃第二次。我也感激自己给予自己一个出走的机会，不以金钱做唯一衡量标准的话，我得到的绝对比失去的多。
故乡月圆不圆
要我来写宜兰，我很乐意，可是你得先明醋呀，我不是“标准”的宜兰人。
我百分之百肯定，宜兰的美丽与清新值得流连，我也庆幸拥有宜兰清净水质养出来的好皮肤，更未忘记宜兰人脸上“古意”的微笑，但我绝不是个怀旧的人，也不是一个希望在衣锦之后还乡的人，在我人生“向前走”的路程中，我从不曾强调自己的乡土特质。我那么爱城市。
即使在一群来自宜兰的文人之中，我想我也是个异类。我的风格不乡土也不清高，更非纤柔婉约纤毫必写，我热爱观察城市繁复而华丽的众生相，虽不致五谷不分，但绝对四体不勤，我对都会环境充满认同感——我眷恋纽约、巴黎、东京，以及台北，且笃信王尔德为都会的辩护：
“都会生活滋养人类文明并使文明更完美——莎士比亚到伦敦之前，不过只能写出一些拙劣而讥讽嘲骂的文章。”
我十四岁只身离开宜兰，情愿住在一间连洗澡也要排长队的破宿舍里。当时似乎冥冥中已有一个声音在叮咛我：“走吧，走出小圈圈，你活着不是为了要沉浸在说长道短与柴米油盐的人生中，像他们（指我从小到大的邻居们）的日子，你过下去铁定会发疯！”我还记得年幼的自己踏入平快火车的那一刹那，看着清净无尘的远方山岚，泪水不断落下，但嘴角仍坚硬的抿成一条直线。那年我十四岁，老习惯被我妈骂“跟人都未亲像哩”也明白跟别人都不像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从小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所以当时自命不凡得令人讨厌，也据顺理成章了。小镇女儿必须温柔敦厚、言行合仪，是当地女性最大的要求——我想现在也差不多。因为以前我们念的“女子国小”（全省唯一只有女生的小学，现改名为宜兰国小）“中山国小”（全省唯一只有男生的小学）至今似仍屹立不倒，家长们依旧主张“严男女之防”你从这儿可以看见，宜兰市人（据我统计，民风保守仍以宣兰市最严重）的道德标准有多高呀。
由于道德标准太高，所以人言可畏，宜兰的女人一离婚就“死”定了，而丈夫打老婆则没什么了不起，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劝合而不劝离；小镇女儿只要带了任何一个男同学回家，左邻右舍一定会问佳期，若和任一男子在闹区并肩走，二十分钟后铁定有人向你家中报告，三十岁若还嫁不出去，每个人都会自告奋勇为你做媒婆；若只生女不生男，九族同感遗憾——我非胡言乱语，这都是我身旁发生的事。有一位亲戚，她的媳妇已近四十岁，生了三个女儿，翁姑日日自责无颜面对祖先，于是趋签问神回来，要儿子每日上三次香，往东方三大拜。一年后果真一举得男，一家四口抱头痛哭，好像得了奥运金牌，我啼笑皆非的看着这幕戏，到底没法像诸亲朋好友一样发出“有志者事竟成”的贺喜。
我的亲友们都有坚强的政治狂热，每逢选举必去开票所当义务查票员，但深爱民主的人未必支持个人意志的自由。
小镇父母只希望儿女成为公务员，因公务人员乃最高尚的职业。我初中毕业后拒考师专，被家人视为大逆不道——“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放弃当小学老师的机会呢？”我弟弟大学毕业，被一大群亲友押着报名高普考，懦弱的他不敢明白拒绝，只好阳奉阴违拿了钱而没报名，然后根本不敢回家，他们不敢告诉我，因为怕我为他撑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可以理所当然把自己的希望架在儿女身上，他明明可以恣意长成林中的红桧，而你偏偏要他变成小小的盆景，只因如此较好摆布。
人情味有时意味着人情纠葛与世俗压力，加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也许怀念夜不闭户的年代，但我，敬而远之。
我大部分的国中同学在二十五岁前已生了两三个孩子，在宜兰享天伦之乐，而我感觉蹈蹈独行也很不错。我知道我不是坏孩子，只是我不愿随家乡父老一起走老路。十四岁以前，我看过大多为争一点家财而阅墙的兄弟，以及打打闹闹互丢菜刀仍长相“撕”守的小镇夫妻，我愿保持真诚待人，平实过日的小镇人优良传统，但不认为一切“goodoldtime”都无懈可击。
我那么爱疯狂得华丽的都市，并可以从都市的疏离感中体会个人主义的甜美滋味，我也那么爱我的出生地，爱那天光云影，爱落在我家庭院中的椰子叶，那是我小时看天空最好的枕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