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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是当下士人与前代大不相同的风尚，与时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而如写入书中，未免影响阅读的流畅，所以在此处作个小注。
荀子《解蔽》中说“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哪怕博闻强识，如果不符合王制，一样会被鄙视，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文士的博学多才应该服务於儒家的政治。
士人早先并不以博识为尚；博识之风，始於汉魏之际，兴於两晋南北朝。
西汉的时候，儒家各派壁垒森严，讲究“家法”、“师法”，老师教的东西，一字不得改，不同学派间，攻讦如仇。这种情况下，莫说博识，儒经也学不了几本。因此当时的邹鲁民谚云：“遗子黄金满籝（筐），不如一经”，一经就足取名禄了。
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较与今文（汉初老儒口述，用当时的隶书所记之儒家经典）经学，古文经学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学者们开始不再拘泥於前汉的“家法”、“师法”，儒家的各派渐渐融合。汉末的大儒郑玄便是学富五车，精通今、古文诸家，自成一派。
再到汉魏之际，海内纷乱，儒家的政治统治秩序遭到破坏，面对这种新问题、大变局，儒家的学说已经没法运用了，士人们急切地想要找到应对的办法，於是，就不仅再只是止步於融汇儒家各派，并且进一步地开阔视野，转向别处寻找新的治国、立身的理论和思想。
先秦诸子之学由是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重新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儒、道之外，法家、刑名家、农家、兵家都很盛行，甚至山经海志、神异志怪之书也颇有市场。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难题，但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带起了尚博好奇之风。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大盛，早已然违背了荀子那句话的原则，博闻与王制已没了没什么主从的关系。王制的归王制，博闻的归博闻。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志怪小说，即是此种风尚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这类小说又进一步地促进了士人对於博物的宗尚。
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便是编纂於魏晋时期，作者张华，“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简言之，士人博闻的风尚是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后才形成的。
两晋南北朝之时，文人以博闻强记相尚的例子很多，记忆的典故越多，得到的名声就越大。
南齐的王俭任尚书令时，“出巾箱几案杂服饰”，拿出了一堆东西，让众人分别列举与这些东西有关的典故，谁说得多，就把那样东西给谁。众人各得一两物。陆澄晚到，东西已经分完了，他“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比他们知道得多，诸物尽归其有。
这位陆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王俭“自以博学强识”，认为自己“读书过澄”，比陆澄读的书多。有次，王俭召集学士何宪等人商讨学问，陆澄等王俭说完，“然后谈（王俭）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数百千条，意即数百条。
梁武帝曾和沈约比谁知道的有关栗子的典故多；又曾问臣下有关锦被的典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到都认为已经说尽的时候，而刘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
刘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点燃）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学到这等程度，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家有藏书万卷，与刘峻并被举为硕学之士，谓刘峻“书淫”。淫，沉溺、无足之意；书淫，指嗜书成癖，好学不倦的人。
沈约在与梁武帝的比试中落了败，比他少举三事，但这并不是沈约不及他博识，而是梁武性妒，好面子，是以沈约虽被后人评为“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在其面前，也得故意相让；刘峻固识惊一座，可却被梁武“自是恶之，不复引见”，从此之后，仕途坎坷，潦倒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