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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力的统治者，那将是危险的。由此，总参谋部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典型关系也可窥见一斑。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如果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总参谋长面对的是一个轻率随意和意志软弱、缺乏洞察力的统治者和没有政治自主性的宰相时，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以上可以看出，俾斯麦固然担心奥匈帝国的激进路线将德国拖入战争，然而他更畏惧德国国内的问题。如果农业主同盟和总参谋部忽略政治代价，极有可能将德国带入战争。但是反过来讲，俾斯麦就能保证他走钢丝的把戏能维持到永远？法国在西线的防御设施的完善，使得单独对法作战的难度不断加大。总参谋部里对俄国先发制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俄国工业化极为依赖德国投资，然而由于军方担心俄国会用这些资金来提高俄国西部的铁路网－－－而德国总参谋部最依赖的就是铁路－大军团作战。于是在总参谋部和农场主的联合作用下，1887年11月德国政府干脆封杀俄国有价证券！－－－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俄国不得不引入法国这个‘共和国’的资本来发展经济。
德国国内的前工业时代权贵逆历史大潮而行，不但压制工业新兴集团，还给德国外交造成重创。而随即俄国同法国在埃及问题上合作抗英－－－让俾斯麦的神经更为紧张了，俄国在巴尔干越来越大的野心使俾斯麦对俄国已经开始失望了。为了警告俄国，俾斯麦突然将德奥秘密协定公开，终于在12月同英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从根本上防止任何形式的俄国对保加利亚的占领。1888年，俾斯麦支持俄国使反俄的保加利亚大公下台，使保加利亚问题得以解决。
俾斯麦通过两次地中海协定使巴尔干同近东问题联系到一起，促成俄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匈之间的互相遏制。然而，泛民族主义的狂潮使这种复杂的结构有随时瓦解的危险。俾斯麦利亚自己的实用主义的灵活手段和威望能暂时强压住烈焰，但是这种情况又能维持多久呢？俾斯麦1886年写给自己儿子信中就担忧的写道‘一旦俄奥开战，无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奥匈帝国一方’。在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德国的弹性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俾斯麦不曾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的问题－－－德国人真的‘满足’了吗？作为第一大出口国，德国人就愿意作为加工车间到永远，而屈服于法兰克福的‘法兰克人’（罗斯柴尔德）？
领航员离船与‘阴险的海神之子’
1888年是所谓‘三皇之年’，老皇帝威廉一世与‘亲英派’的皇太子（在位不到三个月）先后病逝－－－而皇太子威廉成为新的德意志皇帝，即威廉二世。29岁的威廉二世年轻气盛，不久就在这种政见上与俾斯麦发生冲突。当今的各种著作大多对威廉二世持负面态度，认为他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甚至认为他有心理疾病－－－这是某些历史学家损人的高招（希特勒，斯大林都逃不过）。然而，威廉二世的这种态度并不仅仅是其个人问题，也同第二帝国的系统性‘疾病’有关。德国当代批评历史学派认为，俾斯麦时代的帝国政策是一种‘波拿巴式半独裁’，在俾斯麦为权利中心来运转－－－这把皇帝放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连威廉一世都私下对法国外交官讲，‘在俾斯麦这个首相的政府，我这个皇帝也不好当啊’。
然而，俾斯麦毕竟会有一天离开人世，那么谁能填补这个权利空洞呢？威廉二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尤其担心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所以在对待反社会主义法（也称为非常法）的问题上，他同俾斯麦意见完全相左。果不其然，帝国国会的形势转变完全否定了俾斯麦的坚持非常法的态度－－－而解散国会是治标不治本。而在俾斯麦的回忆录中，他解释自己与威廉二世的‘最大’矛盾在于对俄国的外交政策上，他声称威廉二世在‘寻求’一种‘反俄政策’。当然，俾斯麦这样讲的主要原因在于先皇威廉一世是持亲俄态度的，这无疑能体现俾斯麦是‘顾命老臣’，是支持先皇政策的能博得世人的同情。他不断强调同俄国交恶的后果－－－这一点的确正确，俄国是其他大国讹诈德国的唯一途径。但是，问题在于自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实力最低点时，俄国有求于德国，现在俄国实力壮大，随之而来变得难以控制。威廉二世认为应当联英抗俄，来摆脱战略劣势。不管如何，俾斯麦与皇帝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他于1890年被迫辞职。
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Caprivi）认为他无法维持前任复杂的条约体系－－－他认为再保险条约与德奥联盟互相冲突，于是在1890年俄国提出续签再保险条约时，遭到德国政府的拒绝。再保险条约使俾斯麦的‘杰作’能达到对俄奥双向遏制的目的，放弃该条约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俄国的态度证明其认为再保险条约有胜于无，而废弃他就等于将俄国推向法国。1890年后，英国证券市场也向俄国关闭，这样只能依靠法国资本来完成俄国现代化建设了。而在德国国内‘亲英派’和‘恐英派’的双重作用下，德国开始试图向英国这个‘阴险的海神之子’靠拢。
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使其与法国和俄国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既要面对法国人在北非的挑战，又要在阿富汗和俄国人斗争，在南非还要对付荷兰裔叛乱－－－战线过长使英国领导层认为过去的‘光荣孤立’已经行不通了。尤其在1887年近东的危机使英国和德国有了一定的‘共同’目标。在俾斯麦时代，保守力量对与英国这种自由主义泛滥的国家合作表示担忧，认为会影响到德国的内政问题。所以俾斯麦一向同‘海神之子’保持善意的距离，然而在威廉时代，德国民主党（DDP）早就一蹶不振了，社会民主党才是心腹大患，所以同英国联盟的负面影响消减了。1890年，英国与德国达成协定，将德国东非的一些殖民地同英占的赫尔格兰岛交换。这样，英德在东非的矛盾基本解决，随即英德正式同盟也就提上议程了。然而，英国百年来的锦囊妙计在于‘联合次强打击最强’，老练的格莱斯顿是不会与德国人站在一个战壕里的。相反，英国总不时同奥匈帝国‘眉来眼去’，挑拨其对抗俄国。这也是三皇同盟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德国市场开扩问题上也与英国开始有了直接的冲突－－－德国没有后世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来挤垮英镑区，而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内部的观点也变得激进起来。1882年成立的德国殖民协会到19世纪末已经成为了强大的‘院外力量’，‘东方马克区’行不通，同俄国无法一致，奥匈帝国心怀异志，这使非洲政策变的越发重要。而俄德两国的绵延边界线也不可能使德国完全与英国建立反俄同盟。然而，正在德国领导层徘徊之时，俄法之间的秘密接触已经展开了。
1891年，法**方就已经开始同圣彼得堡接触，一年后，两国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确立相互支援，这下德国真的要面对‘泰坦之战’了。然而该协定既是针对德国的也是针对英国的，后者当时与法俄在争夺中非和中亚领土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冲突。德国总参谋长瓦尔德泽早就建议利用英国对付俄国，以便从中渔利。然而，枢密顾问冯?霍尔施泰因—俾斯麦下野之后一个在外交上具有权威性的人－－－却没有答应。瓦尔德泽伯爵是个富有野心的冒险精神的总参谋长，当他接替毛奇成为总参谋长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任命并不感到意外。我的辉煌历程即将开始，整个世界将会注视着我。”这位新总参谋长有着所谓庞大的计划，决心改革军队，恢复‘昔日的辉煌’。此时的总参谋部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已经超过半数，俾斯麦时代不曾考虑的殖民地和海军建设问题被提上日程。原来易北河东岸的贵族们对舰队似乎完全不了解，然而现在迫切需要的出口贸易则使建立大海军成为迫切的愿望。然而，瓦尔德泽完全打错了算盘，皇帝渴望扩大海军与他的‘对俄作战准备’发生冲突，他被调任第9军军长。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大名鼎鼎的施利芬伯爵－－－所谓的‘伟大的计划’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阴影之下的‘伟大的计划’
1890年俾斯麦下台和再保险条约的废止在德国政军两届形成了巨大的阴影，精英们开始变得悲观和‘堕落’了－－－愈发严酷的现实已经让很多人意识到‘泰坦之战’似乎已经难以避免。而在总参谋部中的施利芬伯爵则暗地里开始对毛奇的东线先发制人计划产生疑问－－－为什么不能进攻西线？
毛奇一直主张先对动员缓慢的沙皇动手，这种呼声在1887年的危机时达到顶峰，施利芬却认为可以取道中立的比利时以绕过法国防线－－－有趣的是，毛奇在和瓦尔德泽讨论这个新奇的计划的当天去世了。施利芬认为，穿越瑞士和卢森堡的山地对于大部队是不可能的－－－而后者则在施利芬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曼师坦因的手中实现，所以穿越比利时成为唯一的可行方案。然而，普鲁士和后来的北德意志联邦都承认了比利时的中立，穿越比利时很可能使英国参战。霍尔施泰因一改抵触上一位总参谋长的态度，对施利芬的机划并不表示反对。连首相比洛夫也很清楚这一事实，如今政治家们已经屈从于军事家了。可是施利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政治领导继续采取消极态度，那么单单靠军事上的胜利能否带来政治上的胜利。1905年，著名的施利芬计划正式出炉，以强大的右翼攻势迫使法国改变防线以展开大会战－－－正如施利芬所说的，以伟大的行军达成坎尼之围。然而，当计划完成之后，施利芬又开始对奥军的能力表示怀疑，实际上计划方案并没有告知奥军，于是他又开始策划加利西亚的反击以拖延俄**队。
在施利芬的晚年，他陷入对汉尼拔的坎尼之围的思考－－－为什么如此辉煌的胜利没有将迦太基引向胜利？或许在这个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伟大的计划’以政治代价取得军事胜利已经完全背离了克劳塞维斯的军事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根基。问题在于，为什么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对这种计划采取默认态度呢？施利芬坚信，作为军人他的义务仅仅是向外交部门通报，他只需要知道如何迅速夺取胜利。那么德国政治家们选择屈从军事目的是否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呢？笼罩帝国的阴影仅仅是德国的中欧地理位置的命中注定还是另有源头？
躲在家里的‘世界政策’
在施利芬彻夜推演西线攻势的时候，皇帝陛下也并没有闲着，而是策划建立德国的大洋舰队。威廉二世或许由于受其母亲，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的影响，对英国的海军十分羡慕。他开始学习英国人的传统，建海军局、海军司令部－－－甚至还希望建立陆海军联合指挥系统，但是至到第三帝国时代，希特勒拼了老命也仅仅是略有进展。德国新贵们急于在殖民地分割上获得利益，哪怕海军尚未成型也开始进行政治冒险，任何所谓的‘机会’都不会放过，德国政治家和军工结合体抓住的第一个机会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在战争中以惨败告终，随即打破亚洲平衡，这时候德国趁机联合法国、俄国上演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背后的力量无疑是英国。此次事件的目的仅仅是希望获得清政府的某种‘报答’却给英国一种遭到拿破仑时代的大陆封锁一样的危机感，此后英德同盟基本上成为不可能。不久之后的1902年，英国正式与日本结盟以对抗俄国，但也同时关闭了德国的亲英路线。
而在1896年，威廉二世正式宣称施行所谓的‘世界计划’（Weltpolitik），他声称‘今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没有德意志帝国同他的皇帝过问的情况下将无法完成’。这无疑与俾斯麦奋斗了20多年的‘大陆政策’背道而驰，然而却获得了院外力量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三个强大的组织－－－泛德意志同盟、德意志殖民协会和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由一个搞鱼雷艇起家的海军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所发起的‘德意志海军联合会’。这些组织无一例外的代表了德国资本输出和出口集团的迫切希望，他们希望德国能够向英国一样四处伸手，进行海外扩张。而威廉二世在同年发给布尔人的电报则使1890年稍有好转的英德关系急转直下。在这种形势之下，所谓的‘巴格达铁路’、‘中非帝国’和‘东方马克区’等各种各样的超越施利芬计划的‘伟大的计划’就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世界计划’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很多人归结于殖民地大多已经瓜分完毕，可是俾斯麦时代在1884－1887这三年间所获得的海外领地远远超过了威廉时代，这很难用上述观点或者是威廉二世无能来简单的解释。而‘世界政策’中唯一真正得以大规模实施的，就是‘蒂尔皮茨’计划以及海军法的创立和后来的四次海军法修订案。1898年，德意志帝国出台第一部海军法并开始建造战列舰，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无疑是蒂尔皮茨的‘德意志海军联合会’大肆宣传海外扩张的结果。如果认为他是因为一种夸张性地本位主义而推动海军建设，以便最终能与长期传统的陆军接轨（例如苏联海军领导层），那就大错特错了。蒂尔皮茨实际上是另有打算的，在他看来海军政策可以迅速的发挥至少两个主要功能。
首先，在对外方面，海军政策可以用来和敌对国家，特别是和当时世界上的海军首强英国进行抗争。在蒂尔皮茨看来，这种防御性的冒险思想可以在日后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根据这种‘威慑战略’，即便是在英国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德意志海军都要足够强大，以使英国无法单独击败德国海军（所以她就不得不同其他国家来联合击败德国而加入法俄同盟）。德国海军应当是用来显示一种‘存在’的力量手段，而服务于开辟海外市场并保障其安全，以捍卫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存在舰队’思想。
其二，从社会帝国主义的角度看，这种进攻性的功能从一开始就与德国海军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最为紧密地关系。包括蒂尔皮茨和威廉二世等海军政策推动着的真正打算是，德国海军必须有助于满足重工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物质利益－－－以代替政治权力。这种计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诉求，能稳定传统的社会结构。从经济角度来看，建造海军舰队的订单具有长期稳定性，至少在心理上会产生这样的稳定作用。而在政治平衡角度来看，它可以转移帝国越演越烈的国内问题的视线，以‘民族使命’来将各个社会阶层捆绑在一套条战舰上－－－公民表决为基础的海军皇权是反对令人恐惧的议会化的平衡力量！海军政策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政策，它是进行社会性防御的最先进的武器，或许也是最后的‘常规武器’了。
在蒂尔皮茨看来，在德意志统一的威望消耗殆尽的时候，‘德意志民族需要指明一个明确的民族目标，一种祖国的凝聚核心’。在这这种角度，我们才突然发现蒂尔皮茨是在考虑一种国内政策的危机应对策略，诚如他经典地阐述道－－－‘这项全新的、伟大的民族使命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是一剂反对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强力镇痛剂。’海军政策的鼓动功能以及远远大于其本身的‘军事价值’，于是帝国海军部发展出了一整套的现代公关模式，建立了‘公共关系’处同‘德意志海军联合会’遥相呼应，再加上各种赋闲在家的‘海军专家’、‘海军学者’在报刊杂志上摇旗呐喊所实现的跨党派、跨议会式的政治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功。‘世界政策’只有在战列舰的推动下才能‘成功’，进而可以证明‘世界政策’这样匆忙和冒险的愿望性政策是彻头彻尾的‘国内政策’，德意志帝国领导层所笼罩的阴影既是德国不利地缘态势所导致的‘泰坦之战’幻象临近下的绝望，更是在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帝国内部框架下无法缓解的走投无路。正如当时在英国报界流传着当时德国精英集团的处境－－－‘Theyfeltcornered’（他们被逼进了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部酝酿出施利芬计划这样不计外交代价的军事计划而得到领导层的默许就不觉得奇怪了－－－这是为了更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世界计划’和蒂尔皮茨疯狂的海军扩张而不计触怒英国的代价也完全可以理解了。‘世界计划’和‘公海舰队’就‘不得不’躲在家里了。
在这种目的的推动下，德国的第一部海军法在1898年出台－－－各有8艘战列舰的分舰队，两年后的新法案立刻变身为4个分舰队，32艘战列舰。这使英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于是在1906年开始建造‘无畏舰’(Dreadnought)－－－希望以质量来确立新优势。蒂尔皮茨平衡英国的计划看来要失败了，于是德国国会的第二个海军附加法案出台，完全地突破了英国人的底线。同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使英国开始向法国进一步考虑，到1907年的时候－－－一个俄法英三国的互相谅解的实质性反中欧集团的大联盟终于出现了。第二帝国的回应则是1908年的新海军修正案－－－即每年生产4艘无畏舰和1912年海军裁军谈判的彻底破裂。
至到1914年，德国60%的军费都花到海军上了，德国和英国的海军战舰比例处于10：16的状态－－－这几乎达到了德国所期望的2：3的比例，海军政策更是成为‘社会集结’政策的基石－－－蒂尔皮茨的期望似乎完全达成了，然而中欧帝国的末日也来临了。蒂尔皮茨在战争中可谓失败性的人物，离开军职后于1917年建立了‘德意志祖国党’，前者同纳粹党可谓是爷爷和孙子的亲密关系。他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最终在希特勒的身上灵魂附体，上演了中欧集团最后的‘拼死搏斗’。
世界大战－－－向前逃跑！
1908年的Bosnia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冲突使东南欧的平衡局面完全被打破－－－俄国‘压路机’正在不断地向前碾压，而‘纵火者’塞尔维亚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直接威胁到奥匈帝国的存亡了。在1913年，奥匈帝国领导层已经达成一致，塞尔维亚人必须被彻底消灭。而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当海军建设政策的效应消耗殆尽后，社会民主党与进步人民党联手在1912年的帝国议会中形成了最大的党团（占397个议席中的152个）－－－这是一个特别威胁的征兆。长期担任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秘书长的比克在1910年宣称－－－‘战胜并摧毁’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业界的主要任务；中央党左翼领袖埃茨贝格尔也在1914年指出‘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巨大力量是国内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1913－1914年的经济消退更是助长了危机意识。德国的精英们就像1860年面临宪法危机时一样，变得更加团结，意志变得越来越坚定，为了固有的一切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性的战斗。1914年夏天德意志帝国推行战争政策的关键在于其统治精英准备用攻击性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防御策略。
从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开始，德国领导层开始进行最后的战争冒险准备，希望能获得1870年在色当式的辉煌再现。然而，情报显示到1916年和1917年报的时候沙皇的军备将具有优势，德国对法国的优势也只能维持到1915年。在这种日益紧迫的时间压力下，特别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使俄**备的扩张速度已经达到峰值的情况下，军方不愿意在没有尝试的情况下看着机会溜走和坐等内部瓦解。总参谋部曾经向政府指出－－－两年以后德国的失败将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冒险已经变得无法回避－－－人们在期望着西线右翼能够出现‘坎尼’效应，并在1914年‘7月危机’的时候付诸行动，以求能够在德国内部出现有益的‘反作用力’，终于由此而疯狂地‘向前逃跑’！－－－踏上了第二帝国最后的征途。正如威廉二世所言－－－‘我不再知道什么政党，我只知道德国人。’这种绝望性的孤注一掷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德国人的‘特定意义上的’防御性战争。
总结
德意志帝国的悲剧似乎对于很多历史学家看来是注定的，而且是出于其政治缺陷的－－－例如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齐库尔施评价道：‘新的德意志帝国这一壮观城堡的建立是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因此，相当多的观点（包括列宁）任务，德意志帝国垮台的种子已经埋在这个帝国建立的基础中。
然而，在19世纪末多个工业国家崛起的情况下，所谓‘现代性’的社会民主党就能带领德国人走出困境？俾斯麦宣称的德国已经‘满足’的言论代表着早起的保守性政策，同时也是防御性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在英法在非洲的扩张和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不断摩擦变得毫无回旋余地－－－导致1879年俾斯麦被迫选择一定程度上的‘一边倒’政策。
而在1890年后，随着美国崛起和俄国农产品冲击之下，市场范围最狭小的德国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无论是和英国、俄国或是奥匈联盟都必须同另一个列强发生直接冲突。这种时候，德国地处欧洲大陆核心的极端地缘劣势就非常明显了。相比法国，德国的殖民地匮乏和更大的内部问题都似乎注定他无论在何种联盟形式下都必须采取‘进攻性防御’，绷紧的琴弦最终无可避免地断了。
‘泰坦之战’地幻象的存在绝不仅仅建立在神经质之上，谩骂威廉二世或者是希特勒是疯子或是神经病毫无道理。‘七年战争’被法奥等国围攻及被英国出卖、1859年法兰克福大会统一计划遭俄国恐吓而流产、拿破仑三世对莱茵边界的痴迷和英国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把德国当枪使均可以证明这种实际危险是存在的。德国的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姑且不论，他的崛起完全打破了均势－－－使得欧洲中心的隔离带消失了，大国（尤其是法俄）之间的缓冲完全没有了。那么解决方法呢？－－－或许如同俾斯麦所说－－－学会‘满足’或者干脆就如二战后将德国一分为二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凭什么德国人就应当学会‘满足’而坐视‘俄国压路机’的前进和‘不列颠治下和平’？
作为处在一百多年后的我，一个普通人也似乎同施利芬一样患上了‘泰坦之战’的恐惧症。处在大陆中心的文明莫非一定要陷入战略孤立、战略围堵而最终崩溃或者在崩溃前孤注一掷，发起绝望式的进攻型防御－－－从而屡败于海洋强权－－－‘阴险的海神之子’或者是‘更为阴险的海神之孙’？不过，德意志人两次绝望的挑战，彻底拖垮大英帝国或许意味着某种绝望中的希望。俾斯麦的灵活外交手段似乎并不能根本上消除各种阴霾，那么除了坐以待毙以外或者继续谩骂过去的失败者以外还有其他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