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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们所认为的儒学与儒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就历史而言我们习惯把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定为儒学，而普遍看法是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成是儒教的确立，自此儒教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对于儒学而言，我们要追源溯流，就不能不提及孔子。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孔子被尊为圣人，对孔子的言行是非，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即使有个别特别独立孤行的人，也只能在细微枝节有所评论，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由此可见。作为最早哲学门派之一的创始人孔子，他的学说代表了当时春秋时期没落贵族、大地主的利益。那个时代用他的话说就是“礼乐征伐之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所谓“无道”之世。所以，孔子追求的理想，就是要克古复周礼，实行西周那套宝塔式的等级制度。这种主张在当时混乱不堪的时代背景下，相对于道家和墨家学说，无疑具有更强烈的积极入世意义。
他主张“礼”、“乐”并重“礼”用来使等级分明，于是他首先便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要用西周的典章制度来规范人民。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有不同的身份及地位，人有不同的等次和职责。任何跨越等级都是不可允许的。所以说：“孝弟而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由此，孔子所谓维护“周礼”就是要用周礼的名来指导、规范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他称这叫“正名”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仁”主张君主应行仁政、关心百姓，他提出了一套温情脉脉的人性化的道德伦理标准，来使人与人之间融洽，掩去等级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冲突，达到形成一个有别有序又平和互相关爱的社会。就一般来说“仁”的内容就是指“爱人”但是与墨家的绝对的爱不同，孔子的仁爱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尊卑的基础上的。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而“五者”指的就是“恭、宽、信、敏、惠”当一个人能够推己及人，以一种宽广的胸怀去爱他人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其乐融融了。孔子的仁学，是其德治的理论基础，两者互相融合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治国的方略，但对于当时的时代而言却是保守的，所以不为各国诸侯采纳。直到汉朝大一统的环境下，儒学才有了适应的外部条件。
以上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根本之所在，后来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无一不是在此基础上来建构自己新的观点。自此，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连续性就不曾间断过。它有两次比较重大的改造，一次是在西汉董仲舒改革，他巧妙地把“法”“儒”撮合在一起，第二次是南宋朱熹对孔儒学说进行新的注解，把“佛”“道”的修养方法渗透到儒家学说中去，从而延续到“五四”时期。可以说，儒学是构成中国哲学的三根大的支柱之一，而且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中国任何时期里，儒学作为一套基础的伦理纲常的理论从来就没有失效过。哪怕是在现代，对于儒家精神的新的探讨，也是大有人在的。
儒学作为一门悠久历史学术科目，它本身也是在不断丰富发展的。在汉代，董仲舒开创了儒家的正统地位；魏晋时期，道儒又相包含，形成了魏晋玄学；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合流，造就了唐代特有的文化精神；宋明程朱理学把儒学提高到极端，同时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儒学的那种原本鲜活的色彩在宋明以后已经回退成为一种僵死在理论上的条条框框。但是我们反思百年来儒学命运的起起落落时，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儒学的精神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精神底蕴，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日常生活起着察觉不到的影响，哪怕它是瑕瑜互现。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对这个现象我们是不能忽略的。我们今天要为国家民族确立一套新的道德伦理体系，就是要广泛吸收所有对我们有益的成份，而作为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一个哲学派别，儒学是首当其冲。我们就要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对它进行批判，吸收借鉴继承其中的精华部分，比如像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爱国爱家、关怀他人等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对于毒害中国社会的那些东西，如人有贵贱之分、藐视劳动者、僵化的社会国家等级结构观念等，我们要坚决予以唾弃抛弃、目观我们当前社会，林立的各种所谓官僚作风、贪污腐化、欺压人民的现象，从主观上来说，它们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这些毒流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中还残留下来的结果。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些消极面消解到一定程度了，什么时候我们社会的精神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总而言之，儒学自它创立的那一天起，它那种人伦亲情、积极入世的思想就注定会在中国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大一统的国度产生巨大影响。其后虽然经过历朝历代的学人的改造增添，但它的核心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它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它对中国社会的负面效果也是长远的。我们要用辨证的方法来分析提炼民族的这一宝贵资源，让它更好地为我们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