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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命运似乎很可能降临在拉希达身上。她双脚畸形，出生在尼日尔西部边境靠近布基纳法索的偏远农村托罗迪。托罗迪是个由茅草屋、几口井、一个泥造清真寺，以及一片片谷子地组成的小村落。没几个农民识字，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很多年来，托罗迪的内翻足孩子，没有一个接受过医疗救助。在这个重男轻女现象尤为严重的国家，拉希达似乎注定只能成为又一个不能行走、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的人。
“我以为女儿再也不能痊愈了。”拉希达的父亲亚也·阿马对我们说。他是个农民，也卖茶叶。一开始，他接受了现实，将拉希达的情况当成命运的安排。但是，亚也只有三个孩子，比村里其他人的子女少得多，而活泼热情的拉希达也越来越讨人喜爱。一想到女儿可能被人嘲笑，或被迫沦为乞丐，他的心都碎了。他带着女儿去找当地的医生。医生束手无策，但他告诉亚也，听说尼亚美新开了一家外资医院，能治内翻足。希望渺茫，但亚也决心找到这家医院，请求他们帮助两岁的拉希达。他向朋友们借路费，却遭到嘲笑。
“大伙儿对我说，这是白费钱，”亚也说，“没人帮忙。”但是他太爱这个女儿，不能放弃。于是，他把其他两个孩子留在村里，由妻子照顾，自己带着拉希达登上了开往尼亚美的巴士。亚也进了城，走了好几里地，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CURE医院。他走进去，一眼就看到几十个和拉希达一样的孩子，有些孩子基本上已经治愈了。亚也有了拥抱希望的勇气。
对这个家庭来说，治疗所需的250美元是个难以承受的天文数字，但是肖珊娜·克莱恩的捐款负担了全部费用。医生把拉希达的脚裹上石膏绷带，稍稍夹紧。随后七周内，医生连续使用六副石膏绷带，然后，拉希达接受了一个简单的肌腱切开术：局部麻醉，在跟腱上开一个口子，以便双足进一步打开。克里斯·卡特医生完成了手术的主要环节，他的妻子、外科护士丹妮尔在一旁握着拉希达的手安抚她。克里斯是来自加拿大的骨科医师，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非洲做传教医生。20分钟后，拉希达双脚套上了最后一副石膏绷带，几天后就可以取下来，那时她的治疗便告结束。很快，她被抱到医院的院子里，坐在爸爸的腿上，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亚也和女儿看上去都心满意足。
“我相信她会完全康复的，”亚也说，“我太爱这个女儿了，所以我来了。”
这就是一位加州妇女通过250美元改变世界另一端生命的故事。回到托罗迪，拉希达很快就能正常地行走、跑步、去上学，成为当地第一个被治愈内翻足的孩子。她是一个探路者，更多的父母和孩子将跟随她的脚步。之前注定成为乞丐的村里人以后也能当老师，做护士，甚至成为村里的领袖。克莱恩的捐款将在这里激起涟漪。对我们来说，看到250美元就能实现这样的改变令人鼓舞。这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个机会。
并不是每笔善款都产生和肖珊娜·克莱恩的捐赠一样的影响，我们也并不想掩盖有效利用善款的困难。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很多事情都出了错。怀疑论者，比如杰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n）和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rly）就担心，在创造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援助是否有效。这种担心是合理的。慈善“产业”有诸多缺陷，其中一点是，最慷慨的捐献并不以最需要的人为目标。慈善捐款最大的接受者是教会，然后是大学和教育机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看到，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在探索宗教捐款有多少份额投入针对穷人的援助，捐给大学的奖学金有多少拨给贫困学生，却发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的善款还不足总捐助额的三分之一时[3]，难免感到困惑不安。
整个美国的慈善机构雇用了1300万员工，每年收入1.5万亿美元，其中不只有捐款，也有针对无家可归者或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政府计划拨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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