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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庆庆要进幼儿园了，就要离开端丽的家了，全家都有些恋恋不舍。多多不再提起为他所受的委屈：炎炎夏日，自己的汗来不及干，却要给他扇风哄他入睡，他却偏偏不睡。她手扇酸了，最后是声泪俱下。她抱着庆庆上街走了一圈，用难得的一点零用钱给他买了根雪糕。来来对庆庆撕坏他邮票的罪行，重新采取了既往不咎的宽大态度，并且画了好几艘航空母舰送给他。咪咪本来就和他很好，但曾经因他用手捞菜吃，打了他的手心，于是就老问他：“庆庆，你恨我吧？”连老是叨叨庆庆太难弄的文耀都赏了他几句好话：“这孩子还是很乖的，不爱哭，不哭的孩子好。”最后的几天里，大家都抢着给庆庆穿衣，喂饭，抢着抱他。庆庆是个很有感情的小孩，经过这两年的共同生活，已经完全站在端丽他们的立场上了。有野小鬼来闹事，他会简洁而严正地指责：“坏！”家里带来水果，他会送到端丽嘴边说：“娘娘吃。”多多发脾气，他会和咪咪一起害怕，一声不吭，悄悄进，悄悄出。离开的那天，他居然抱着端丽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哭得端丽心里酸溜溜的，好一阵难过。他走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不习惯，心里总是空空落落。买菜回家，她常常下意识地弯腰去寻牛奶；烧饭时常常把锅倾斜一点，使低处的饭能烂一些可供庆庆吃；坐着缝东西，她又会莫名其妙地一惊，以为庆庆睡醒了在哭。逢到这种时候，她就感到又好笑又不解。
自己有了三个孩子，却从没在孩子身上尝到这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她的孩子跟着奶妈长大，不跟她吃，不跟她睡，只要奶妈，不要她。她以为很正常，并不见怪，三个孩子是跟着奶妈长的，自然同她亲，跟自己疏了。
庆庆走了一个月，端丽才发现更实际的一块空白，每月突然少了近二十元收入。她不得不去找金花阿姨，请她再找一个孩子。去之前，她想到屡次麻烦人家，很不过意，买了一盒水果蛋糕带了去。金花阿姨一口答应帮她找人家，却死也不肯收蛋糕，连连说：“罪过！罪过！”要说过去她对端丽家的窘迫还有些怀疑，以为他们是“真人不露相”哭穷；而如今，她是真相信了。她说：“象你这样的盘房小姐，少奶奶，居然帮人家领小孩，必定是山穷水尽了。”过了两天，金花阿姨来了，并没带来确切的回音，却带来了一斤三两毛线。
“张家媳妇，”她总是这么称端丽“你会织绒线衫吧？”
“绒线倒是会的，不过不一定拿得出去。”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有个老太太想织件，只要暖热，不要好看。送出去织吧，全是机器摇，可惜了好绒线，想找人手织。”
“我试试看好了。”
“尺寸在这里，样子就是一般老太太套在外面的开衫。平针，上下针，随便你。工钱嘛”
“我不要工钱，我横竖没事情，织织玩玩。”
“这有啥客气的？这是人家托我的事。工钱我去打听过了，四块钱，好吧？”
“我不要工钱。”
“你不要我就不给你织了。”金花阿姨说着丢下毛线就走了。
端丽专心专意，日赶夜赶地织了一个星期不到，完成了，收入四元，刚好赶上付掉煤气帐。她觉得自己狼狈，可又有一种踏实感。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似乎一直沉睡着，现在醒来了。这力量使她勇敢了许多。在菜场上，她敢和人家争辩了。有一次排队买鱼，几个野孩子在她跟前插队，反赖她是插进来的。她居然夺过他们的篮子，扔得老远。他们一边去拾篮子，一边威胁：“你等着！”可结果却并没发生什么。来来刚升中学，在学校受了欺侮，她跑到学校，据理力争，迫使老师、工宣队师傅让那孩子向来来道歉。她不再畏畏缩缩，重又获得了自尊感，但那是与过去的自尊感绝不相同的另一种。
自从织过这件毛衣后，她去找了本绒线编结法，学了好几种花样，又去找金花阿姨，想请她再帮着介绍一点毛线生活。可是她一眼看见上次织的毛衣正罩在金花阿姨自己的身上，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不用开口，金花阿姨也知道她的来意，歉然说：“我一直在打听，没有合适的人家。不过，我听讲街道工场间最近缺人手，你可以去申请一下嘛！”
“工场间？”
“生活很轻的，当然钞票也不多，我也不大清楚。”
“这事该找谁去说呢？”
“先找找你们弄堂的小组长。”
“好的，谢谢你。”
“谢什么？”
“我走了。”端丽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抚摸了一下金花阿姨身上的毛衣，轻声说：“我不该”
金花阿姨推开她的手：“那老太太穿了嫌小，卖给我了。只要毛线钱，手工费就算她蚀的老本。”
端丽眼圈红了。
一路上，她考虑着金花阿姨的提议，越想越觉得是个好主意。咪咪马上要上学，不能在家帮忙了。多多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去时只说两周便回，可忽然说是要备战，为疏散起见，暂不返沪，要作一年半年的打算。战争在端丽眼里太遥远了，她只知道不在家，不能搭搭手了。带小孩，非要有一双眼睛长在他身上，否则就会出事。这不是一瓶牛奶，碎了可以赔，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啊！如今家里离得开人了，完全可以出去工作，生产组收入不多，可总是有一定保障的。在这一系列的考虑中，她居然一点都没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要是文光知道了这些，又会如何地悲哀啊！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他以为生存是用来为一个极伟大的终极目的服务的。然而，左右前后观望一下，你，我，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吃，为了有力气劳作，劳作为了吃的更好。手段和目的就这么循环，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没有终点。唉，说不清楚，人生就象一个谜。有人说，生，为了吃苦；有人说，生，为了享乐；有人说，生，为了赎罪；有人说，生，为了牺牲让那些吃饱穿暖的人去想吧，这会儿端丽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设法进工场间，争得一份固定收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个念头占据了她，充实着她。她没有回家，直接往里委会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工场间缺人已到了不可拖延的地步，或者是为了好好改造端丽这位“资产阶级少奶奶”回音很快来了，同意她进生产组作临时工。
端丽上班了。
工场间设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弄堂太狭窄，两排房子之间距离很近。因此，房间里每天只有很少时间能照进太阳，很阴冷。而一旦太阳照进来，又很潮热。房间不大，约二十平方左右，从这头到那头摆了一长条木板台子，上方是一长列日光灯，人就坐在木板台子两侧工作。端丽在指定给她的位置上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事们，大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妇女，有一些年纪很老的阿姨，还有一部分小青年，有男也有女，都是因为身体不合格，不能去插队落户才分到这里的知识青年。另外还有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人，他总是憨厚地微笑着，笨拙地转动身子，跑上跑下，送活取料，喘着粗气，十分巴结。大家都叫他阿兴，对他动手动脚地开些极不礼貌的玩笑，他只是笑，口角慢慢地沁出一丝口涎。是个傻子。
做的生活是绕一种装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线圈，很简单，不需要技术，只要细心，耐心。如金属线绕得稍有点不匀、不齐，或松了或紧了，都要作废重来。
端丽仔细而努力地工作，做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报废一个。她感到兴趣，看到从自己手里绕出了一个个零件，整整齐齐地躺在纸盒子里，又兴奋又得意。当阿兴那来收活儿时，她都有点舍不得让他搬走。十点钟，墙上的有线广播响了，开始播送工间操音乐。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伸着懒腰纷纷起身往外走。邻桌的梁阿姨告诉她，上下午各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愿做操就做操，不愿做也可以休息休息。总之，这十五分钟是不用再做生活的。端丽放下手里的活儿，可是却不知干什么才好。她坐在板凳上，无聊地看着自己的指甲。小青年在弄堂里嬉闹，疯笑着，笑得很粗鲁。阿姨们都倚在门框上，东看看，西望望，扯着山海经。端丽感觉到她们不时好奇地回头看看她。
“是那边大弄堂里那资本家家里的大媳妇吧？人样生的蛮好看，象姑娘似的。”
“小囡都有三四个了。会保养呀，显得多少后生。”
“搞得真结棍，少奶奶也出来做生活了。”
端丽本想出去和她们一起站站的，可是听到人家这么议论，她不好意思走出去了。手脚都无处可放。干脆，她又埋下头绕起线圈来。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这么巴结干嘛？出来玩玩。”
端丽尴尬地笑着站起来，走过去。
“生活做得惯吗？”一个小矮个子阿姨问她。
“还好，蛮好！”她回答。她认出这阿姨曾经来家里破过“四旧”几个四尺高的明代青瓷瓶全都是她打碎的。
“早上出来还来得及？”又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问。
“有点紧张，早起点还是来得及的。”她回答。今天半夜里她就起来了，扫地，烧早饭，买菜。在菜场上听到喇叭里“嘟嘟”响了六点，她就再不敢逗留了，怕错过了时间。很久以来，她没被时间严格地约束过，七点钟的事放在八点钟做也可以。现在可不行了，七点半上班，晚半分钟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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