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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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

    我知道，马科斯先生，在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离世，因为把信交给您的同时，我请求过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开。我要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在过去七年里与您相识，相处，是何等的愉快。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充满感情地回想起这段岁月，我们在花园里年复一年地种西红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来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们还随兴所至，互教互学，做过不少波斯语1和英语的功课。我感谢您的友谊，您的体贴，以及您在我国从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会把我的谢意转达给您善良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女士，她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也请您代我向她勇敢、可爱的女儿罗诗致意。

    我应该告诉您，马科斯先生，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您的，还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转交此人，其中的缘由，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因此，如果我重复了一些您已经知道的事，还要请您海涵。之所以有写下这些事的必要，是因为她。马科斯先生，您将会看到，信中不仅包含忏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体的事，让我产生了写信的念头。基于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须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故事该从何说起。这对一个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头子来说，实非易事。就像我这一辈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样，我到底多大年纪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说个大概的岁数，那我心里还是蛮有谱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和萨布尔打过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后来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们听说有人朝纳第尔沙开了枪，把他杀了，纳第尔沙的儿子，年轻的查希尔，已经登基做了国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蛮可以从那个时候讲起，不过还是换个别的开头吧。故事就像行进中的火车：不管你在哪儿跳上去，都能到达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哪儿结束，也就该从哪儿开始。是的，我认为这样才合情合理，那就从妮拉瓦赫达提开始吧。

    我是1949年遇见她的，那一年她嫁给了瓦赫达提先生。当时我已经为苏莱曼瓦赫达提先生工作了两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区，在另一户人家干过一年。我1946年来了喀布尔，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马科斯先生，我离开沙德巴格的前因后果，可不是什么引以为荣的事。请把这当做我的第一个忏悔吧，因为我要说的是，当时我感觉村子里的生活扼杀了我。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有一个还是残疾。我无意为自己脱罪，马科斯先生，可我当时是个大小伙子，渴望着闯荡世界，满脑子的梦想，很简单，也很模糊，我的梦想历来如此，可是，眼看着青春慢慢消逝，未来的路越来越窄，我就离开了，去找事做养活两个妹妹。是的，这是实话，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为瓦赫达提先生全职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里。当时这房子，马科斯先生，可一点都不像您2002年刚到喀布尔时看到的那样破败。它是个漂亮的、宏伟的宅邸。那个时候，这房子洁白耀眼，好像周身镶嵌着钻石。正门外是一条宽宽的柏油车道，一进来就是屋顶高高的门厅，摆放着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镜框的圆镜子，正好位于有段时间您挂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用自制老相机在海滩上拍的那张。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亮闪闪的，有一部分铺上了深红色的土库曼地毯。地毯现在已经没了，皮沙发、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红木柜子也都没了。那些豪华的家具几乎什么都没剩下，现在它们恐怕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我头一次走进那贴着石头墙砖的厨房时，嘴巴都合不拢。我想，厨房盖这么大，让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体村民来这儿吃饭都成。六灶的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锅、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厨具供我使用。卫生间总共有四个，贴着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墙砖，装着陶瓷的洗手池。马科斯先生，楼上您卫生间的台子上，有四个方洞对吗？里面本来镶的是青金石。

    接下来要说说后园。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楼上的办公室里，往下看看花园，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样。过去要进花园，得经过一个半月形的游廊，栏杆上爬着绿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实，翠绿，处处花团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边上是两排果树。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樱桃树下，闭上眼睛，听着微风从树叶之间侧身而过，一定会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住处了。

    我自己住的，是后园最里面的一间窝棚。它有一扇窗户，四面白墙，粉刷得干干净净，对一个没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来说，屋里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我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一天五次铺开礼拜毯。小屋当年对我来说刚刚好，现在我也觉得挺合适。

    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做饭。之所以学会这门手艺，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亲下厨，后来在喀布尔的一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厨子，我给他打过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兴地做了瓦赫达提先生的司机。他有一辆雪佛兰，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车是蓝色的，带皮篷，同样蓝色的树脂座椅，镀铬的轮毂，非常漂亮的小汽车，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让人驻足围观。他让我开车，因为他看出我是个好司机，谨慎，熟练，还因为他是那种不多见的男人，不喜欢摆弄汽车。

    我是个好仆人。马科斯先生，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通过细心的观察，我对瓦赫达提先生的好恶，有什么怪癖，有哪些脾气，已经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习惯，有怎样的规范。比如，每天早晨吃过早餐，他都喜欢出门散散步。可他不喜欢一个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从命，尽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好像永远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来很快，背着手，对路人点头致意，一双乐福鞋，皮子擦得锃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他两条大长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后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赶。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都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欢画画，画得有多好我说不上来，至少那会儿还不清楚，因为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的画。我经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书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皱着眉头，聚精会神，拿炭笔在速写本上又涂又抹。

    每隔几天，我就开车拉上他，到城里转一转。他去看他母亲，一个礼拜一次。还有家族聚会，不过大部分聚会瓦赫达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载着他去那儿，去葬礼、婚礼、生日派对。每个月，我拉他去一次美术用品商店，他到那儿备足蜡笔、炭笔、橡皮、铅笔刀和写生簿。有时他坐到后座上，只想出去兜个风。我问他：去哪儿啊，瓦赫达提先生？他耸耸肩，那我就说：好咧，老爷。然后我挂上挡，我们就出发了，在城里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目标，也没有打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沿着喀布尔河，开到巴拉喜萨尔堡，有时出城，就到了达鲁阿曼宫。有的日子，我俩开车离开喀布尔，去加尔加湖。到了那儿，我会把车停在离湖畔不远的地方，关掉引擎，瓦赫达提先生在后座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字也不和我说，好像让他心满意足的只是摇下车窗，看着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阳光播洒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万万细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荡漾。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瓦赫达提先生非常大方，让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车，开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尔瓦娜和她丈夫萨布尔。我开着车一进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围着车跑啊，跳啊，拍着车身，敲着车窗。有些小崽子还想往车顶上爬，我不得不把他们轰到边上，就怕他们刮花了漆，把车身顶出坑。

    瞧瞧你，纳比。萨布尔对我说，你成大明星了。

    萨布尔有俩孩子，一个叫阿卜杜拉，一个叫帕丽，生母死了（帕尔瓦娜是他俩的后妈），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非常关照，特别是那个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这些。我提出带他一个人开车兜兜风，可他总要把小妹妹也带上。我们围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绕圈的时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紧紧地搂着她。我让他开雨刷，按喇叭。我还给他演示，怎么把大灯一档一档地开到全光。

    玩完了车，全消停了，我就坐下来，和我妹妹还有萨布尔喝茶，讲讲我在喀布尔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达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讲。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个嘴巴不那么牢靠的仆人，准会告诉他们，苏莱曼瓦赫达提在我眼里就是个大怪物，这爷们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遗产打发掉下半辈子了，他没有正经职业，没啥特别的热情，显然也无意在身后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还会告诉他们，他过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开车带他漫无目的地兜风一样。一种生活在后座上的生活，随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种冷眼旁观的生活。

    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2，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这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示爱的表情，也很少听见他们说过什么甜蜜的话语。他们是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惯例，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早点——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绿茶里撒点小豆蔻，但不加糖，还有一只煮鸡蛋。他喜欢把蛋戳开，让蛋黄往外流，一开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觉相当焦虑。每天早晨，当我依例陪着瓦赫达提先生散步的时候，妮拉还在睡懒觉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该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个上午，我一边干着杂活，一边渴望着妮拉出现的时刻，等着她推开客厅通往游廊的纱门。我会胡思乱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梳起来，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呢，还是会让我看到头发放开着，乱乱地披垂于双肩？她会戴太阳镜吗？会穿凉鞋吗？是穿那件配腰带的蓝丝袍，还是那件洋红色的，有大圆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终于亮相，我便在园中瞎忙一气，假装看到车头得擦，或是发现野玫瑰要浇水，不过自始至终，我眼睛都没闲着。我看她把太阳镜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绑头发的橡皮筋，向后甩甩脑袋，抛落一头光亮的卷发，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搁在膝头，望着院子，懒洋洋地吸烟，又或者双腿交叠，一只脚上下摆荡，这姿势在我看来，代表着无聊或烦躁，或许只是一种难以自控，漫不经心的俏皮。

    瓦赫达提先生偶尔出现在她左右，但通常并不这样。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画画，这桩婚事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不是在客厅，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铅笔，几页纸铺在腿上，而香烟总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们用饭，两人以毫不掩饰的沉默，各自接过食物，低头盯住自己的米饭盘子，只有低声的“谢谢”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盘时的叮当声响，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每个礼拜有一两次，我要开车载着妮拉出门买烟，买新笔、新本子，或化妆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给她开车，我一定会梳个头，刷个牙。我要洗脸，拿一片柠檬，挨个蹭一遍手指头，好把洋葱味去掉。我会掸掉西装上的尘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榄绿的西装，其实是瓦赫达提先生送给我的旧衣服，我希望他没把这事告诉妮拉——不过我猜，他可能已经跟她说过了。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可是像瓦赫达提先生这种地位的人通常意识不到，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会让我这样的人蒙羞。有时候，我甚至把父亲死后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镜子前面，把头上的帽子往这边拉拉，再往另一边拽拽，全神贯注，想像着自己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妮拉面前。此时就算有只黄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门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会想法多绕一段，绕远是为了拖长路程，多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但是不会多到让她生疑——由此延长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路面。我奉行严格的自我控制，绝不透过后视镜看她，只在她和我说话时才这样做。只要她坐在后座上，我便已经很满足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各种味道——昂贵的香皂、润肤露、香水、口香糖，还有烟味儿。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味道都足以让我情绪高昂。

    正是在车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谈。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也就是说，不算无数次的她让我拿这拿那。我载着她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她问我：“纳比，你们村是什么样子的？它叫什么来着？”

    “沙德巴格，尊贵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么样子的？跟我说说。”

    “也没啥好说的，尊贵的太太。跟别的村子一样。”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表面上保持着平静，心里却一片狂乱，拼命想回忆起点什么，奇花啊，异草啊，得像个样子，能让她感兴趣，能让她听了高兴。可这没用。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农民，一个没啥见识的小人物，又能说出什么，让她这样的女人听了为之心动？

    “葡萄挺棒的。”我说。可是一咕噜出这两个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葡萄？

    “是吗？”她无动于衷地说。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窝里开始冒汗。

    “有一种很特别的葡萄，”我说，突然变得口干舌燥“据说只有沙德巴格才种得出来。它非常娇贵，怎么说呢，非常难活。你要是在别的地方种它，哪怕是在旁边的村子，那它一定就干巴了，然后死掉。它会枯萎。会死于忧伤。沙德巴格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然了，没有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尊贵的太太。忧伤。”

    “很动人，纳比。”

    我冒险往后视镜里飞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抬起着，正是微笑过后的余韵。我精神为之一振，随即听到自己又开了口：“我可以再给您讲个故事吗，尊贵的太太？”

    “尽管讲。”打火机咔嗒一声，烟从后座朝我飘来。

    “嗯，在沙德巴格我们有个毛拉。当然了，每个村子都有毛拉。我们这一位叫谢基卜毛拉，他是个故事大王。他会讲多少个故事，我说不上来。可是有件事，他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个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这世界上哪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让人大大吃惊的东西。他们的掌纹一模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穆斯林左手的掌纹构成了阿拉伯数字里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数字18。81减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归真的年龄，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我听见后座传来一声低笑。

    “后来，有个旅行家路过。理所当然，按照惯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谢基卜毛拉一块吃饭。旅行家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可是，谢基卜毛拉，请您恕我直言，我从前遇见过一个犹太人，我发誓他的两只手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掌纹。这件事您怎样来解释呢？’毛拉说：‘这个嘛，那犹太人骨子里也是个穆斯林。’”

    猛然间，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这笑声里。就好像——真主宽恕我的不敬——就好像乐园从天堂降临我身，如经书所言，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荫影也是永恒的3。

    请您理解，马科斯先生，让我神魂颠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尽管这美貌已足以让人着迷。我一生中还从未遇见过妮拉这样的年轻女人。她做的一切——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样——事事都让我觉得新奇。对女人如何举手投足，妮拉动摇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种概念。我知道，这些特点必定会遭到某些人顽固的反对，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萨布尔，还有我们村里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这些特点对我来说，不过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诱惑与神秘。

    那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甚至后来别的工友过来喝茶的时候，她的笑声还回荡在我耳畔。我龇着牙，美滋滋地，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叽叽呱呱，耳边只有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我也很有几分得意，因为我知道自己讲了个聪明的故事，让她从婚姻的不满足中得到了少许的缓解。她真是个非凡的女人。那天夜里上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了几分不凡。这就是她对我的影响所在。

    不久我们就天天交谈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晃悠过去，假装有这样那样的活儿要干，然后倚着铁锹，要么就守着杯绿茶，和她讲话。她能选我，让我感到格外受宠。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仆人。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寡廉鲜耻的癞蛤蟆扎希德了，还有个双下巴、大脸盘的哈扎拉妇人，她每个礼拜来两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选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连她自己的丈夫也没这福分，和他一起，只会增添她的孤独。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说我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让她往里倒故事，我已经备感幸福。比方说，她跟我谈起过她和父亲去贾拉拉巴德打猎的事，还说那些死鹿无神的眼睛如何好几个礼拜缠着她不放。她说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儿去过法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车，又搭船。她跟我讲了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简直要震断肋骨的感觉。她还清楚地记得吊钩上垂挂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车包房，以及蒸汽机车有节奏的喷气和嘶鸣。她告诉我，她得过一场大病，去年和她父亲一起，在印度住过六个礼拜。

    时不时地，趁她扭头往茶碟里弹烟灰的当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红艳艳的脚指甲，刮过毛的，散发出淡淡金色光华的小腿，还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总要多看一眼她那对饱满的，形状完美的乳房。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男人抚摸完这两只乳房，和她做ài，亲吻过它们之后，竟然还能活在世上。难道你做完之后，这辈子还有什么别的追求不成？一个已经站上世界之巅的男人还能再往何处去？可一旦她回过头，面对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识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随着她越来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闲谈期间，她抱怨起了瓦赫达提先生。有一天她说，她发现他冷漠而傲慢。

    “他对我一直非常宽厚。”我说。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得了，纳比。你用不着帮他说话。”

    出于礼貌，我低下了头。她说的未必不是事实。的确，举个例子来说吧，瓦赫达提先生有一种习惯，老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纠正我说话的腔调，也许是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傲慢。有时我走进房间，把一盘甜点放到他面前，给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饼屑，可他呢，对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纱门上的一只苍蝇。他对我完全无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到底，尽管像是小小的诡辩，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的人——我给他们做过工的人——是打自己仆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带抽。

    “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冒险精神。”她说，百无聊赖地搅拌着咖啡。“苏莱曼是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空有一副年轻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坦率吓了一跳。“确实，瓦赫达提先生非常罕见地安于孤独的状态。”我说，小心谨慎地选择着婉转的措辞。

    “也许他应该和他妈住在一起。你觉得呢，纳比？我跟你说，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是个难缠的，相当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尔另一个城区，有一群俯首帖耳的仆人，两条深受宠爱的狗。她对这两条狗格外溺爱，不让它们和仆人平起平坐，而是高过仆人们，高出好几个等级。这是一对矮小，无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惊，充满焦虑，动不动就发出刺耳至极的尖叫。我鄙视它们，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它俩就往我腿上扑，傻了吧唧地想爬上来。

    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

    “出什么事了？”

    “冬天，尊贵的太太。冬天作践这些村子，每年都要随随便便弄死一两个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别进你家的门。”

    “真主啊。”她低声道。

    “说点高兴的吧，”我说“我妹妹又怀上了。”

    到了村里，光脚板的孩子们照例蜂拥而上，追着车欢迎我们，可等妮拉一从后座上下来，小孩们马上变得鸦雀无声，直往后退，也许是怕她骂人。可是妮拉表现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来，微笑着，和每个孩子讲话，握他们的手，摸他们的脏脸蛋，抚弄他们的脏头发。让我尴尬的是，村民们聚拢过来，围观妮拉。其中就有我的发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们一起，蹲在房檐上往这边看，活像一排乌鸦，全都在嘴里嚼着纳斯瓦尔烟末子。他父亲谢基卜毛拉也在，和三个白胡子老头一起，坐在一堵墙下的阴凉里，漠然地捻着手里的念珠，眼珠子却不嫌老，紧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脸的不高兴。

    我把妮拉介绍给萨布尔，然后一块走向他和帕尔瓦娜的小土房，身后跟着一帮看热闹的。到了门口，尽管萨布尔告诉妮拉不必多礼，可她还是非要把鞋脱掉。大伙一进屋，我就看见帕尔瓦娜默默坐在角落里，紧绷绷地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向妮拉问了好，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

    萨布尔朝阿卜杜拉扬扬眉毛。“上茶，儿子。”

    “噢，别麻烦了。”妮拉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帕尔瓦娜身边的地上。“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经闪身进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厨房，又是他和帕丽睡觉的地方。门洞上钉着一块脏乎乎的塑料布，用来隔开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我坐下来，手里摆弄着车钥匙，后悔没机会提前和我妹妹说一声，告诉她有人要来串门，好让她有时间收拾收拾。煤烟熏黑了龟裂的土墙，妮拉坐的破床垫也沾了一层灰，屋里仅有的一个窗户上星星点点，全是苍蝇屎。

    “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说，用手指摩挲着那张小毯子。它是大红色的，图案是大象的脚印。这是萨布尔和帕尔瓦娜拥有的惟一值钱的物什，可那年冬天一来，它就要被卖掉了。

    “原来是我父亲的。”萨布尔说。

    “是土库曼地毯吗？”

    “是。”

    “我特别喜欢他们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难以置信。”

    萨布尔点了点头。哪怕和她说话的时候，他也没朝她的方向看过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进来了，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有几个茶杯。他把托盘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给她倒了杯茶，便盘起腿，坐到她对面。妮拉和他拉话，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可阿卜杜拉只是点着他剃光的脑袋，吭哧出一两个字作答，之后便怯生生地看着妮拉。我跟这孩子讲话时留了个心眼，就算骂他失礼也要和颜悦色。我会采用一种友善的方式，因为我喜欢这孩子，他生性认真而且能干。

    “什么时候生？”妮拉问帕尔瓦娜。

    我妹妹低着头，说预产期在冬天。

    “你真幸运。”妮拉说“马上就有宝宝了。而且还有这么一位懂事的继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旧面无表情。

    帕尔瓦娜嘟哝了一句什么，可能说的是“谢谢”

    “还有个小姑娘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妮拉问“帕丽？”

    “她在睡觉。”阿卜杜拉马上说。

    “噢。听说她好可爱。”

    “去把你妹妹抱来。”萨布尔说。

    阿卜杜拉磨蹭着，看看父亲，又看了看妮拉，这才满脸不情愿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责任，也会说，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间不过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可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没人知道他俩为什么选择了彼此。这是个谜。我从未见过两个人之间能有这样的亲和力。实际上，阿卜杜拉更像帕丽的父亲，而不仅仅是兄长。当她还是个婴儿，还在半夜里哭闹的时候，正是阿卜杜拉从睡觉的小床上爬起来，走到她身边。是他承担起了给她换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觉的责任。他对帕丽的耐心是无限的。他抱着她满村转，到处显摆，仿佛她是全天下最让人渴望得到的奖杯。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丽抱进房间，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着脸，不放心地递过妹妹，好像心里已经出于本能，拉响了警报。

    “噢，她真是个小可爱。”妮拉叫出声来，笨手笨脚地晃荡着，暴露出她对怎么带孩子一窍不通。帕丽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后开哭。阿卜杜拉一把将她从妮拉手里抱了回来。

    “瞧她的眼睛！”妮拉说“噢，还有那小脸蛋！多可爱啊，是不是，纳比？”

    “就是，尊贵的太太。”我说。

    “名字也取得这么好听：帕丽。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搂着帕丽，摇晃着她，同时看着妮拉，脸色越来越难看。

    回喀布尔的路上，妮拉无力地坐在后座上，头倚着车窗，很久都没说一个字。后来，她突然哭了。

    我把车停到路边。

    她很长时间都不讲话，只是用两手捂着脸，肩膀抖动着，呜呜咽咽。最后，她拿手帕擤了鼻子。“谢谢你，纳比。”她说。

    “谢我什么，尊贵的太太？”

    “谢你带我去那儿。见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们的福分才对。也是我的。我们很荣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阳镜，轻轻擦着眼睛。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最好还是先把嘴巴闭上。可是刚才她当着我的面哭了鼻子，这么不见外，我总该有些言语上的表示才对。我轻声说道：“您也会有的，尊贵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会看在眼里。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会的。真主看不到这些。”

    “当然会。真主会看到的，尊贵的太太。您这么年轻。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会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疲惫不堪，这样无精打采。“已经没了。在印度就被整个拿掉了。我身子里是空的。”

    这一番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真想爬到后座上，揽她入怀，用不停的亲吻来抚慰她。没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的手已经伸到了后面，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我本以为她会抽回去，可她带着感激，紧紧握住我的手，于是我们便坐在车里，不看对方，只是望着身边的原野，满目的灰黄，无尽的枯萎，只被干涸的灌渠划破，丛生的灌木与散落的岩石之外，偶有星星点点的生命微澜。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电线杆，目光跟随着一辆运货的卡车，它在远方缓慢行进，车后尘土漫卷，哪怕就这样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带我回家。”她最后说，松开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点休息。”

    “是，尊贵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挂上了一挡。

    她进了卧室，好几天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以往，她偶尔会拉过一把椅子，放到楼上卧室的窗边，坐在那儿，吸着香烟，一只脚摇晃着，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她不讲话。她不换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头。可这一次，她连饭也不吃了。异常的态势引起了瓦赫达提先生异常的警觉。

    第四天，有人敲响了大门。我去开门，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穿着精熨细烫的西装，闪闪发亮的乐福鞋。他看上去仪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为他站在那儿，犹如泰山压顶，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双手握着锃亮的拐棍，仿佛那是一支权杖。他一个字还没说，我就已经感到，此人必已习惯了发号施令。

    “听说我女儿过得不痛快。”他说。

    这位一准就是老太爷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是的，老爷。我想您说得很对。”我说。

    “那就靠边站，年轻人。”他从我身边扬长而过。

    我在花园里忙碌，把一大块木头劈成柴火。从干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卧室的窗口。只见老爷子就在屋里，朝妮拉弯着腰，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脸上，是人们那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阵妖风重重地摔了一下门。

    那天晚上，她吃了饭。

    几天之后，妮拉把我叫进房里，说她要开个派对。瓦赫达提先生结婚之前，家里即使举办过派对，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进来之后，每个月都要办两三次。派对前一天，妮拉会给我具体指示，要我准备开胃品和饭食，我便开车去市场，一一采办。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从未买过，瓦赫达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与宗教无关，只是他厌恶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却对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们戏称为“药房”到那儿偷偷摸摸买一瓶“药”的花销，可以赶得上我两个月的工钱。为这种事跑腿带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虽然是在参与犯罪活动，但是，取悦妮拉的需要总是压倒了一切。

    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们也开派对，庆祝结婚或是举行割礼，活动要分成两个房子进行，一处给女人们，另一处给我们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对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块的。大多数女人都像妮拉那样穿衣打扮，胳膊整条整条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们吸烟。她们还喝酒，杯子半满着，有的无色，有的是红色，或者暗红，装的都是烈酒。她们说笑话，哈哈大笑，还随随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着娶这屋子里别的女人呢。我端着小盘的波拉尼烙饼和卢拉烤肉串，在烟雾缭绕的一个个房间，一堆堆客人间穿行。此时电唱机里播放着唱片，不是阿富汗音乐，而是妮拉所说的什么“爵士”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赏这种音乐。在我听来，钢琴叮叮当当地乱弹，喇叭怪腔怪调地号丧，实在是又乱又不和谐。可是妮拉喜欢这个，我老听到她跟客人们说，这张唱片一定要听，那张唱片不听不行。整个晚上，她都杯不离手，举杯的次数之多，远远超过品尝我上的饭菜。

    瓦赫达提先生对客人热情有限，只是做个样子，应酬一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角落里，脸上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转动着手里的一杯苏打水，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笑一笑，依旧闭口不言。等到客人们开始要求妮拉朗诵诗作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她开始朗诵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不必走远的工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侧耳倾听。妮拉的诗和我从小所知的大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您还记得吗，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说过，您有多么热爱阿富汗人。我问您为什么，您大笑着回答：因为就连你们的涂鸦艺术家，也把鲁米往墙上喷。

    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jepensequetues摸nseul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时候，尽力作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替孩子们着想。对自己的命运，对很快就要拉开的可怕一幕，孩子们还浑然不觉。

    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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