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胡汉民讨蒋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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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之尊、以立法院院长之尊，仅因政见有异，被蒋介石说抓就抓，软禁七个多月之久，痛定思痛之余，决心要打倒蒋介石个人独裁，并不是仅仅为了雪个人之憾，在他看来，亦要为党国除去“一大毒疮”他在一封密函中用暗语说：

    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六五)

    门，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典故，隐指蒋介石，即不惜以“外科”或“内科”手术，来取掉蒋介石这个“大毒疮”衔恨之深，可以想见。

    胡汉民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被释放后抵达上海，翌日驰电广州非常会议委员，承认国民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希望党人“彻底觉悟，力图团结”再过一日，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应付日帝侵略，只有“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这样下去“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参阅胡汉民亡国之三无主义，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蒋介石不抗日足以亡国，所以他要抗日反蒋以救国。他不会再与蒋合作，可见之于十月三十日的致粤中央电，他明言不会与汪精卫入京任职，而力言“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胡氏“打破独裁”的立场，自然更坚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决心，胡于十二月五日与粤方非常会议选出的中委，联名领衔通电，催蒋下野，解除兵柄。蒋果于十天之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

    蒋介石下野之后，宁粤合流，表面上出现各方合作，蒋汪胡携手的形象。但事实上，胡汉民留居香港，拒绝入京。他对蒋之复出以及蒋汪合作，不仅厌恶，而且决心倒之。当时刚辞去行政院长的孙科，对于蒋汪的向日退缩政策甚表忧虑，曾于密电中告诉胡汉民，蒋曾责令十九路军将领，不得“擅起战端”后来军民奋战“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军将领只准抵抗，不必扩大”认为“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所以建议在粤中另立政府。(电文全文可见于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六八)胡汉民虽然没有另立政府，但继续积极活动倒蒋。他想统一西南各地实力派的力量，以与蒋汪南京政府抗衡，以抗日为号召，并借此攻击蒋汪的不抵抗政策。他还与华北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冯主抗日甚力，对蒋之向日本委曲求全，甚表悲愤，也想联络西南倒蒋。(见张允荣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致展堂先生函)此时冯已自徐州移居泰山，名为养病读书，实与在山东的韩复榘有所密谋，与胡自亦一拍即合。胡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复函冯玉祥，有谓“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此个人即蒋介石也，暗示如果倒蒋“必竭诚襄助”(胡函原件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与北方的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孙殿英、石友三之间，也互通音问，设计如何抵御气焰方张的日寇，如何去除劫国的“独裁之魁”蒋介石。(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七o)他还取得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支持，同情他抗日反蒋的立场。可见他发展“反蒋”关系，十分广泛。事实上，他已着手组织新国民党，强调纪律、团结与反蒋，活动范围扩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

    南京政府的蒋汪合作，蒋主军、汪主政，也不如表面上看来那样和谐地分工合作。如周德伟所指出的，蒋仍遥控政治“不脱军阀素习”、“军费占岁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省封疆大吏，则一仍其旧，汪氏无置喙余地。”蒋“又推荐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又推荐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早已任浙江省主席”“中央之党务则有叶楚伧、陈果夫操纵，陈立夫尤横，一意为蒋氏鹰犬，与汪立异”(周德伟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十六章)然则蒋汪合作其名，蒋氏一人独裁其实，无论政、军、党、特都在他的手里。

    一九三三年年初，日军突袭山海关，榆关失守，张学良决心抵抗，与胡汉民关系趋密。张曾告诉胡“不抵抗”的原委，故胡于回函中说：

    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将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原函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

    胡虽希望张学良结合华北将领，抗击日帝，但是“别在”之人乃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仍一心想剿灭共党，全无意绪抗日。日军遂于三月四日侵占承德，无可奈何的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黯然出洋。胡汉民针对此一局势的对策是积极组织西南抗日联军，联络北方抗日将领，以便北上救援热河，不过，其意不仅在抗日，而且还要倒蒋，可见之于另一封密函如下：

    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胡汉民致护黄、颂云，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函中的贤初，乃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之字，淞沪停战后被调往剿共，然仍不忘抗日，与胡汉民等结合，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而此时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冯玉祥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并于五月三十一日授命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侵占长城以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同意长城以南的察北与察东地区不予设防，直令华北门户洞开。胡汉民闻之甚怒，即电冯玉祥曰：“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应钦)、黄(膺白)，即行讨蒋以抗日。”(胡汉民致焕公电，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然而无论西南或华北，抗日讨蒋的情绪虽高，但实力(军力与财力)不够。胡汉民的“北出长江、推倒国贼”的计划固然夭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蒋)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是胡汉民仍不肯放弃，至十月间仍在积极规划如何“声讨独夫，从事抗日”(语见胡汉民致何子佩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讨蒋抗日虽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主张讨蒋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灭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仍然不能成为朋友，反而与敌人蒋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识。所以当“闽变”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生时，由于更改国号、换旗、联共，虽然目标就是讨蒋抗日，胡汉民不能苟同合作，坚持讨蒋与剿共双管齐下，声称“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必同时清除之”(见胡汉民对时局宣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勇气虽然可嘉，但几乎是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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