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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发生美军强xx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g&bre，theforgottenambassador，p.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选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选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生先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风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选”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选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选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选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选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之力也？选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选”（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选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选可不谓直乎？’”）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号）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