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论定蒋经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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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为缓冲而已。严氏苏南人，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浓软语之乡，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个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裁缝师傅”蒋介石阅人多矣，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提拔为自己的“副总统”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严“副总统”继位。诚惶诚恐的严“总统”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届“总统”选举，立即让贤，亟称蒋经国的盛德。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三国志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页六十二）我们若把“汉帝”代换为“严总统”易“魏”为“蒋”一样适用。等而下之的则是，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蒋经国，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经国为改变形象，做了一些引进“青年才俊”“惠而不费”的措施之后“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见页二三四）早在一九七三年，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遥望台北，称蒋经国为“伟大的政治家”、“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见该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蒋经国继“总统”之后，国际形势日益恶劣，岛内反对势力汹汹，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改革，放松了一些控制，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就这样，他于一九八八年年初死于第七届“总统”任上时，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甚至有人恭维他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

    其实，蒋经国从一九三九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观的历史学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titmal）、“大发作”（grand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七十年代之初，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一九八六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天方夜谭”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大量美援，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需学问外，天下事皆需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需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s.truman）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失之太远。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所谓的“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戴国辉所谓的“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谓的“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谓的“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信口乱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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