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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是谁都会翻脸。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党分子”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交部，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头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弓”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