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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初，日本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淹没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呢？他确信，日本再强大，日军再厉害，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而直接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强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如果没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以及世界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日本帝国貌似强大的权力大厦将会顷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过分，西方列强必会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在江西、湖南、广东几省交界处建立的中央苏区竟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国中之国”！当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党中有党”分化人心，瓦解士气，严重阻挠了他的集权之路。“四一二”政变以来，原本以为彻底消灭中共的“党患”没想到现在居然占据了赣、闽、粤三省60多个县，人口300多万。“清党”搞成了“剿匪”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从1930年到1933年，原来数千的“流寇”国军围剿了四次均告失败“流寇”已变成“匪患”“匪势”已壮大到了10余万人。蒋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胁在于对其统治基础与权力核心的致命挑战，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绝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共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数国民党内的核心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精要，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共匪”乃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文是党内公认的英美派领袖，英美自然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屡屡发表激烈的抗日意见，博得舆论一片叫好，而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还力推国家财政预算制度，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职，却三番五次地反对自己的第五次“围剿”大业。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进入10月，蒋介石的百万“剿匪”大军已正式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进攻，战争费用顷刻飙升。蒋介石催逼宋子文从速办理军饷之事，宋子文却总是推三阻四。这一天，蒋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辕，单刀直入：“第五次‘围剿’命令已发，财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
“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财政部正打算搞一个国家预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开，没想到蒋介石根本就不给他讨论的机会。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吼道：“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谁当家？”
宋子文有着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又受过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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