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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政府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央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入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h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h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h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h）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h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h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h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h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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