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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

    最大的殷鉴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渐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把羞愧当荣耀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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