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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光头党，都是规规矩矩的公民，头发也没有剃光，而是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影响着个人观点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让追杀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默许。至少两年以来新纳粹的硬拳头就左右着公众舆论，遇到记者他们不逃跑，而是在摄影机前摆出各种姿势，他们甚至夜夜在同一地点闹事。他们不必进行伪装或是进入地下，他们在我们眼前把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当做合法的事来进行，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社区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体力不支而无法办到的事情，他们替他们去做。他们受到赞赏并成了英雄。
德国总理可以再说一千遍：“我们是对外国人友好的国家。”今天没人再信这句话了，这句话麻木不仁、对事实视而不见，而且是一种挑衅。
政治家们竭力声称感到“震惊”但他们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听的话。从他们嘴中说出的话中没有丝毫自己的观点，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说这些是为了逃避事实，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们开口说话，那么语言——德语本身都会起鸡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语言时那些隐喻本身都带着鸡皮疙瘩。欧盟（或民主，或国家）必须“坚固设防，成为波涛翻滚的海面上的一只稳定的锚”（外交部长金克尔）一切都是可以替换的，说了等于没说。
为什么那些从政的人——对他们来说公开演讲就像做决断一样是他们职业的组成部分——总是关起门来阅读？为什么这些人不多读点儿书，从而掌握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的基本火候呢？为什么他们今天在反新纳粹的讲话中所使用的语言从美学意义上讲与法西斯惯用的形象语言几乎毫无二致呢？所有他们使用的形象比喻都与纳粹惯用语如出一辙，丑陋不堪：
“挽起袖子来”统一后曾这么号召过，然后是“低谷”先是“还没有达到”后来是“达到了”却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国不再是“繁荣的国家”现在“船上人满为患”总理在庆祝其当政十周年时还依旧说：“每个人都是锻造自己幸福的铁匠。”所有这些比喻听了都让人起鸡皮疙瘩。
要是哪儿有外国人被烧，一个政治家最先说出的词总是“耻辱”而不是“刑事犯罪”“耻辱”不过是往国外偷看一下这类事是不是会带来对外政策方面的损害。追杀人不是“耻辱”而是犯罪。
一个星期前有个德国人被光头党打了。“他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罪犯说。也就是说看走眼了。放火烧难民营那是不会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种族意识很强的内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如果人们试着从新纳粹的角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为了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外国人出门时应该做到让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国人，比如在衣服上戴个标志什么的。
少数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说他们“无聊”这个词在刑事诉讼中站不住脚。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厅、青年活动项目和失业来解释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理解无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时期的“流血”也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谁骑在这匹历史哲学的马上，这匹马对他而言就会变成一头褐色的骡子。死者的鲜血从未能让活着的人变得更理智些，这一点罗马尼亚的情况就是佐证。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时候有死难者：既有鲜为人知的堆满死者的万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弹牺牲者。此后呢？
一年以后，罗马尼亚人在教堂钟声下来到村边吉卜赛人居住的地方，把他们住的房子点燃了，一烧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个比方，前东德的人在统一后的处境与我相似：他们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但尽管如此却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历和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是外国人，来自东德的人在生活习惯上与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西德人。东欧的政治体制之相似导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内的雷同。这种体制有时无意地通过同样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有时故意地通过相同结构的镇压机器，创造和遗留下了有着类似创伤和伤痕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