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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冲锋队里学了一首歌：“假期证，你是所有证件里最美的证”当父亲醉醺醺地自顾自地哼起这首歌时，它在某些地方就变得非常有力而又无助。当他的脑袋因为喝醉而摇晃成两个的时候。他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哼唱着这首歌。在他的双眼里还闪烁着那个冲锋队员。醉态使这首歌变得比它本身更加难以忍受，使它以另一种方式让人生厌。这歌是关于从前线回来的休假。在这些平坦的田野之间，在那个偏远的村落，在那把油腻的刀子后面，在他那长着老茧饱经沧桑的双手后面，这首歌听起来含着另一种方式的威胁。自从和平以来，我的父亲还没有休过假。他和战争之间已经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又唱起了这首关于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歌。
他脑子里的食指自然地将这首歌从醉意中调了出来，他没有忘记这首歌旋律上的每一个音符，没有忘记歌词里的每一个字母，这说明，他还是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如同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他也从来没后悔唱过这首歌，就像他从来没后悔过参加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赢了，这里现在就是德国了”我的祖父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在草丛间，在石灰质的鸡粪中。祖父用他那过于沉重的斧头劈木柴，或是将用来当做饲料的萝卜弄碎。他呻吟着，极目远眺，我的视线甚至可能会掠过一座座花园直到那一片高大茂密的玉米地。我在寻找他口中的“德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后来我问他“即使这里成了德国，那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你是个成年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说这些呢。”
他只是摇着头“幸好你的叔叔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说“而且听不到你的话了”我的叔叔是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我的叔叔在城里上了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村里的理论家，他把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能够为元首效劳的荣幸通知给了大家。他当时站在村子中心的一个大酒桶上口若悬河。那天是村里教堂落成典礼的纪念日，纳粹旗也悬挂到了电线杆上。那时还拍了很多照片。
对我来说，那个村子就像关于那场战争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阁且无人问津的档案。一个尘封已久的装满了当时的记忆的抽屉。
就这样，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这些人民的节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泽。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进行曲。
当母亲在冬季的夜里织毛衣时，我感到自己的咽喉被扼住了。因为我知道，当她还是个姑娘时，在那些打仗的冬天里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哼唱着“黑棕色的是榛子”那是“家乡之夜”在哼唱的时候，她想的不是那些摆动的灌木，不是那些或绿或黄或光秃秃地立在花园里的灌木。她想的是“元首”想的是那些离开村子奔向战场的和她同样年纪的男子们。在这样的夜里，毛衣针成了她的步枪。编织，棉线上的行军。
这是一种行为，群体的行为。当她们独处时，是另一种行为：她们认真地遵守着那个告诫“魔鬼坐在镜子里”
当她们走向柜子时，为了不看到自己的裸体，她们就朝天花板上看，因为每个房间里都可能会发生一些被人们称为“耻辱”和“不贞”的事情。人们必须得裸着身子朝镜子里看或是在穿长筒袜的时候想，别人触碰到自己的皮肤。穿着衣服的时候，是个人，不穿的时候就不是。那张庞大的皮肤啊。
镜子是有毁灭性的。祖母的告诫和格言都知晓这一点。
关于感知自己的禁令在与物品打交道时也起了作用：木头摸起来很舒服。我在上面来回摩挲着，可当我发现我摩挲的是一扇门时，便不寒而栗。
那只德意志蛙的禁令盘桓在那些让人感觉亲近的行为方式之间：
父亲允许我给他分头路，扎领结，金属的压发扣紧紧贴到头皮上。父亲允许我解开他的头巾，给他披上三角形的披肩，戴上项链。他只是不允许我把手伸到他的脸上。如果我有意或无意地这样做了，他会把领结和压发扣还有头巾和项链统统扯下来，用胳膊肘儿把我推开，大声喊道：走开！通过一次，我便永远地记住了，他不能忍受别人把手伸到他脸上去。
我们总是手足无措地站在这些东西面前。每当我们做点儿什么事情，它们就出现在那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做的事什么时候在哪里会把我们分开。只是这就已经让我们变得可以被忍受了。只有当我们比折磨着我们的东西更无助的时候，我们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不停地在改变自己，恰恰是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改变了自己。我们在无数次重复后依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