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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多面地是脚下的地面的反面，它毫无根据。思想的土地变多了，表示它有一个深度，却无法确定界限，无法测量。思想的土地和脚下的深渊是一样的。它的深度从不会走过一个人而进入事物中。当人们进入这深渊时，他们自己已融入这事物之中。因而深渊穿过人自身，无法测量。人们可以用极端或过度来形容。
过度将虚构的感知与真实的感知区分开来。它属于它完美的非现实和自己的完美的现实中。现实不断地跳过自己，那么它的边界早在开始就被超越了。
过度与不安一样，对自己无效。只有存在于事物中的过度被触动，它才会从外部显现出来。我认为过度和不安一样，是事物、人类和情况值得一提的前提，不，是能够提及的前提。
每句我想写的话，我想要知道它本来是怎样的，并运用自如。为了知道它本来是如何的，我不能只从外面打量它，而必须向它里面观察。我只能寻找过度，通过过度找到它的词汇。写下的句子和沉默的句子具有同样的过度。
写作是将思想从一个句子分支成另一个句子且没有路线可循，因为这不是流于表面的。调整句子是将思想掏空。人们想找到联系和路线，因而称之为中断和弯路。在文章中连成一体的东西显得偏僻而不重要。它是表象，从所有情感色彩的细微处汇集起来便形成反面。它不在我们的手臂之间，不能触摸，而在我们的太阳穴之间，用颅盖下的大脑去领会。它清晰地存在于它完美的非现实中，掩盖着或用其他方式显现着我们能用手去碰触的具体的现实。
文学中常表达“事业心”这个概念。当人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抱负或者表达得更谨慎一点儿，就会说“请求”是的，每篇文章都必有一个请求，就像我们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会有一个请求。从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即使我们不愿承认或不知道，每篇文章和我们的所为所不为都有一个请求。因为人们总是赋予所写的东西一个意义，它本身的意义。
调整会掏空思想，成为弯路，偏僻的和所谓不重要的，写作会这样运作，因此在写作时请求必须彻底消失。它必须被肢解，还原到最小的原来的部分，再组装实现自己。
当这种分散完美地发生后，能够从文章里，从每个角落把请求重新组装起来。对每个句子都很必要的过度将请求炸开，均匀地驱赶到文章中单个的词里。
在写作时插入的完美的非现实，随着引入进入文章，只有通过与过度的完美对抗来实现。人们并没有和句子靠得更近，就像它本身那样。
即使我描绘真实的感知，我也必须处理好真实感知和虚构感知之间的差距。在我曾经的经验上，把诗意的偏离导入过度。因此狭义上来说，自传性的自己的东西被介绍，广义上来说与我的自传有关。当我写到自己时，我介绍关于自己的东西。
电影导演大卫黑尔在一次关于写作和传记的采访中说：“写作与经验的关系是如此的复杂，没人能将它识破。而经验从被转换成文字或电影的那刻起，就再也分辨不出了我不是写作的人。我不能解释，为什么夏洛特兰普林在‘夜巴黎’里40分钟一直穿着一件红色大衣”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就已经不是平日里读报，购物，逛公园，与熟人或陌生人交谈，乘坐地铁和从站台上火车的那个人了。在上述情况中的那个人因为没有进行写作，是一个能够达到自己，能够估量自己的人。而写作时他却是一个无法达到自己的人。人们可以说，写作中的人是一个虚构的人，对自己也是虚构的。
为什么呢？当这个问题与写作和文章有关时是无法解答的。如果读者以为作者与完成的结局是对峙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作者什么都无法隐藏。没有一篇文章允许如此。读者在阅读时也能看到写作的过程：弯路，中断。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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