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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在开会的时间留在房间里聊。来客中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是最为他吸引的。她们大都天真无邪,涉世很浅。他所描述的生活与经历,于她们像是天方夜谭。她们的头脑又都很好,领悟力极强,凡事一点即通,言语也都极其机智新颖,可起到激发叔叔灵感的作用。五天的会期转眼间便过去,叔叔随了省代表队回到省城,再回到县城,然后一个人走着回家。途中有一些凄凉的心情是很难免的。但对于潜心创作小说,这却是极适宜的心情。从此以后,叔叔的生活就变成了相得益彰的两部分:一是在小镇上的工作和写作,这是寂寞与安静的一部分;二是出门开会,开会总是热闹和喧哗,聚集起许多光荣与显赫,这既能补充思想、开阔眼界,也使得小镇上的生活有了补偿和安慰。同时,也正是因为那些寂寞的劳动,才换来了喧哗热闹来作回报。叔叔很快在这两种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的节奏,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段时间,叔叔写得又多又好,几乎每一篇都能打响,引起社会的反响。叔叔的痛苦的经验,他虚度的青春,他无谓消耗掉的热情,现在全成了小说的题材。由于写小说这一门工作,他的人生竟一点没有浪费,每一点每一滴都有用处。小说究竟是什么啊?叔叔有时候想。有了它多么好啊!它为叔叔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叔叔可以重新创造他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和空间都可听凭人的意志重塑,一切经验都可以修正,可将美丽的崇高的保存下,而将丑陋的卑琐的统统消灭,可使毁灭了的得到新生。这个世界安慰着叔叔,它使叔叔获得一种可能,那就是做一个新的人。叔叔厌弃他的旧人,他的旧人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的旧人还像乌云笼罩,使他见不到阳光。他要重写他的历史。小说使得叔叔的妄想成为可能的了,这大概也就是叔叔让那个青年右派自杀的。
众所周知,小说中那个青年右派在煤气呈淡绿色的烟雾中丧生之后,有一段关于灵魂的著名描写:“灵魂扶摇直上,像鸟儿似的,望着大地,想:人世间多么龌龊啊!想罢之后,便唱着歌儿飞走了。这歌儿是青年右派一生中从未唱过也未听过的快乐的歌儿。”我想,叔叔在此将自己处决了。所以,叔叔的新生是从一个青年右派的死亡开始的。
我是和叔叔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成长起来的另一代写小说的人。我和叔叔的区别在于:当叔叔遭到生活变故的时候,他的信仰、理想、世界观都已完成,而我们则是在完成信仰、理想、世界观之前就遭到了翻天覆地的突变,所以,叔叔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世界观的,而我们没有。因为叔叔有这一切,所以当这一切粉碎的同时,必定会再产生一系列新的品种,就像物质不灭的定律,就像去年的花草凋谢了,腐朽了,却作了来年花草繁荣的养料。而我们,本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叔叔有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垫底,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便也面临着接受还是拒绝这两种选择。他要为这选择找到理论与实际的依据,他还必须在他感情和理智的具有分歧的倾向下进行这选择,选择的对与否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伤他的脑筋,动摇他的固有观念。这种选择往往是包含着抛弃这一桩苦事。他还难免会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唯恐选择的这一样东西其实并不对他合适,而旧有的已经失不再来了。是保守还是进取,将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题目。而我们呢?受什么只是听凭感觉,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准备负什么责任,选择和放弃于我们都是即兴的表现。我们在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里长成,然后就来到一个八面来风的日子。二十世纪包括十九世纪末期的一百来年的思想,最最精粹的果实以及残羹剩饭,在同一个时刻里向我们奔涌而来。我们选择的高低往往听凭于我们的天赋和运气。可是,在表面上,我们却呈现日新月异的气象,并且似乎总是走在时代最新潮流的前列。这使得叔叔那一类人会产生一种落伍的危机感,他们往往是以导师般的姿态来掩饰这种感觉,就像我们,总是用现代派的旗帜来掩盖我们底蕴的空虚。我们这两代人在当面互相夸赞之后,是互相的藐视,这妨碍了我们的交流和互助。他们在肯定我们的成绩时,有时候会说我们遇到了好时候,言外之意是他们没有及时地遇到好时候,而我们的成绩只是倚仗了好时候罢了。我们占了年龄上的便宜,有时候对他们态度宽大,说一些崇拜他们经验的好话,弦外之音则是除了经验而外他们并不比我们多出什么。我们心里其实是不承认他们精神领袖的地位,在我们看来,精神应是共和制的,没有什么领袖不领袖。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总是思想太多,似乎小说只是个盛器。他们总是被思想所累,样样无聊的事物都要被赋上思想,然后才有所作为。我们认为天地间一切既然发生了,就必有发生的理由与后果,所以,每一桩事都有意义,不必苦心经营地将它们归类。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含义是我们一种极端的看法,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极端看法,则是一切都无意义,意义在于视者自己,一切存在只是我们个人意识的载体或寄存处而已。这是两种好逸恶劳,不肯动脑筋,不愿劳动的对世界的看法。而叔叔他们则在这两者之间。他们首先承认事物客观的意义,再求于人的主观发现。他们自找麻烦,选择这种耗时又耗力的观念,还使得下一代对他们议论纷起,认为他们强加于人。他们背负着思想的苦役。我们主观地认为,他们的受苦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思想方式,活得不够洒脱。那时候,我们还意识到,人所受到的制约是多么不可违抗,若说是人选择了思想方式,不如说是思想方式选择了人。我们以为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做游戏也可不遵守规则。小说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假象,我们以为现实也如小说一样,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我们以为现实和小说一样,也是一种高智力的游戏。小说给予我们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样的,它骗取了我们的信任,以为自己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这一个虚拟的世界蒙骗了我们两代人,还将蒙骗更多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