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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泰西之强，在于其在专注工商持以科技富强之术，而现在其引我中国之科举，文武官公断，择以专长能才治国，辅以富强之术，其国焉能不强！可反观咱们中国，虽说有名教科举之长，却不解西洋为何之强，如果早在五十年前，**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年，我中国今天恐早已重为世界头顶强国，早已重回万国来朝之盛世，又岂会有乙酉丢藩之耻？”
唐浩然口中的“乙酉藩之耻”指的是1885年因中法战争签订的《中法新约》，中国失去越南藩属的旧事。
“据子然看，”
自从唐浩然进入书房，可谓是句句说到翁同龢心里，虽说他倾向于变革维新，但是他所倾向的却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实与现在办洋务的大臣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唐浩然的话自然是深得其赞同，于是便慢慢地说道。
“这五十来，难道咱们所办的洋务，便不值一提？”
这句话，与其说是问题，倒不如说是翁同龢想从唐浩然的口中得知李鸿章他们洋务到底办的怎么样。
“相爷，您身在朝中，于朝中之事，自然比晚辈更为清楚，敢问相爷，当今办洋务者，所求者是为何？”
“这……”
翁同龢沉吟时，唐浩然却说道。
“所为者，无外四字——“富国强兵”，敢问相爷，国朝之洋务创办三十年，富国几何？强兵几何？”
唐浩然的话声落下后，看着翁同龢说道。
“国之不富，谈何强兵？国之无银，又焉能办工厂、兴矿山，辟航线、建铁路？这些都需要银子，没有银子，如何去办？若国家有银钱，必可建铁路，练新军、操海军，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富，谈何强兵？”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身户部尚书，对此自然是体会颇深，这些年国朝的用度一日比一日大，许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银子，他想支持张之洞办洋务，但却苦于财力不济，只能勉强维持，想倡办水师、陆师，以夺李鸿章之依持，亦苦于财力，这不论办什么事，归根到底，还是要靠银子说话，张之洞办洋务也好，操办水师、陆师也罢，若是有足够的银子，又岂会任由他李合肥猖獗至今？
“子然，那以你之见，这富国强兵，应该如何操持！”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这唐浩然早在武昌时便有“筹财之能”，自然想到求教于他。
见翁同龢如此上道，唐浩然的心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半，于是便开口说道。
“不知相爷在看晚辈所著《日本变政考》，可曾注意日本明治维新，所事之改革中何者为重？”唐浩然的反问，让翁同龢眉头略皱，然后说道。
“明治维新所变者虽尽仿之泰西，然其所提“和魂洋才”倒与“中体西用”，有几分相似，也确有几分可取之处！”
虽说翁同龢没有回答唐浩然的问题，但唐浩然倒也没有追问，而是赞同道。
“那是自然，日人先前千百年学之我中国，其所提者为“和魂汉才”与现今之“和魂洋才”，具为学习之道，虽其所行者不过“沐猴而冠”而已，然其所提者，却依可为我国之鉴，如数十年间，持持洋务者空谈“富国强兵”却不知如何操持，这一点，日人之道，却可为借鉴！”
而他之所以会提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为了把其往“变法维新”上引，现在不是五年之后，没有五年之后的战败对国人的思想造成的冲击，现在谈“变法维新”似乎早了点，没有思想上的冲击，这些以保守著称的大员们，又岂会愿意行之以变法，今天翁同龢之所以会请自己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其不是被日本变法维新所吸引，而是为日本的“尊皇攘夷”所吸引，对于他来说，他所重者不过只是那个皇上学生的权力，以及同李鸿章等人争权罢了，至于所谓的变法维新，其不过只是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重”的层次上，和这种人谈变法，自然如同对牛弹琴。现在只能另辟蹊径，从其它方面着手。
“子然，说来听听！”（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