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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巴先生现在已经是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地谏阻高升泰的这一次入宋之行，毕竟在亲眼得见宋国的真实情状之后，对于天下大局，已然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判断。
在先前这位巴先生看来，有宋一代积弱不堪，对外之战无一可足道之处，能够绵延百年，甚至于在汴京皇城被女真铁骑攻破之后，还能够迁都江南，偏安一隅，再立赵宋皇祚，已经不知道是多少代家山积福，算得上是绝对的异数。
虽说在宋室南迁之初，对女真大金之战里，也打出了如岳飞、韩世忠的几员当世名将，但在宋国的这种体制下面，却也旋即被投闲置散，纵然岳飞在战场上能够纵横无敌，也自是毫无回天之力，其中之间隔时间着实也太过短暂，甚至于在昔日几路铁军齐聚，将金兀术所率领的女真铁骑打得节节后退的时候，虽说在一时局面之上似是主客易主，然则若要较起真来，哪怕在南迁之后的宋室兵锋最盛之际，却也远还未曾收复昔日宋室的国土全境。
方是之时，信息之间流通仍自颇为艰难，这位巴先生当时更多的心神又自是放在帮着高升泰出谋筹划，对付大理国中的各方势力，对于宋金之战不过了解了一个大略，岳飞等几员名将当日里虽曾下赫赫战功，但终归时间太短，而且未曾最终扭转大局，在他们的对手如金兀术等女真金国的大将心中，自是印象深刻，然而对于如这位巴先生般的异国谋士而言，却实在是没有多少的概念，是以在入宋之前，他也还仍自觉得宋室是自立国之始就积弱至今，实未曾感觉到南渡之初，曾有过一段兵势逆转的时刻。
只是现下巴先生的判断，却原本就不是建立在对于宋国兵势的认识有所改观之上，而更多地是源于儒生在心中深处那不自觉地对于古圣先贤所言的一种信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仰。
毕竟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一向强调的就是王道而非霸道，强调以德治天下，以达到大同之治，如此则自可以怀柔远夷，八方来朝，可以不动兵戈而以一种柔性的力量，来征服整个天下。
虽说纵观千年来兴亡更替，这种概念未免有些流于理想化，然则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自初始传出《史记》的所有史官的老祖宗开始，历代的史官，无不深受儒学之影响，出于心中那种文人群体辅佐君王，以仁德治天下，才是正道的心态，手下未免笔削春秋，对于文人治国模式的时代，多做修饰，如此沿袭下来，却自是让一代一代的文人儒士在迷醉于这等于细微处多少有些似是而非的历史，从而更加陶醉于这等文人治国的模式之中，甚至于从中发展出了一种并不正常的自豪或者说是自大的心态。
有宋一代自开基立国以来，采取扬文抑武，优待文人士子的国策，虽说是因着开国太祖看多了唐末五季以来的乱相，而采用的关乎国本的方略，然则这么多年来，宋国历代持国秉政的文人士子，竟尔会置宋国这么多年来武备松弛的现状于不顾，对于武人猜忌打压不遗余力，哪怕如欧阳文忠公这般私德无亏的君子，却也在对付狄青之际出尽手段，纵观宋室开国以来这百余年，文人对于武将之防范打压，手法之酷烈已然远不是以文驭武这四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了，究其根本，不外是这些个文人士子在这种自我膨胀之中，从上到下当真就认为仅凭他们就能撑起一个家国，就能归化远人，就能打造出一个万方来朝的太平盛世，甚至于就在女真金人铁骑南下，踏破了汴京神器，将徽钦二帝掳掠而去，迫得宋室南迁，不得不偏安于江南一隅之后，这些个文人士子们在惊魂甫定之余，居然也就开始又拾起了他们那套即有的观念，可见这一套想法在儒生士子们的心目之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这位巴先生虽说在大理国中一路也自是看多了权谋算计，也看多了实力为尊，是以在翻读宋代史志时以一名旁观者的身份，倒也还颇为清醒，然则一旦身临其境，却也不免被那位古往今来儒生都自免不了的情怀所惑，开始有点儿向原先被其讥为自大成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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