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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峻耀何曾受过如此刁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着都不是。别说他当军官多年没人敢对他这样，就是他当军官前当苦力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对他这样，别说一般人不敢对他这样，就是非一般人像张学良、蒋介石也未曾对他这样。他的脸色铁青了，他的呼吸沉重了，他粗脖子红脸了，如果不是在这一刻他看见了吴老板不尴不尬的脸，他肯定会爆炸了。吴老板的脸让他意识到了自己危险的处境，他冷静下来，他只是恶狠狠地瞪了吴老板一眼，然后就顽固地沉默了。
关若云对那两个人提出了抗议：“你们这样说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太过份了吧？他没有看过鲁迅的诗不是他的错，是万恶的旧社会的错，他没有时间看书，他的时间要用来挣饭吃。”
大概那两个人认为关若云说得有理，他们不再纠缠唐峻耀。他们的手按在腰间的手枪上，说现在还有很多国民党残余人员和其他反动组织骨干分子隐藏在群众中，这些人必须认清时局，主动到公安局去自首。逾期不去者，公安局将根据“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的一贯原则予以严惩。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眼光有意无意地落到唐峻耀的脸上，让唐峻耀觉得他们这些话就是针对他讲的。
“虎落平阳被犬欺。”关若云心里对姑爷爷充满了同情，愤愤不平地想起这句话。只有她才知道心高气傲的姑爷爷今天受了多大的屈辱，她为自己不能让姑爷爷免受屈辱而难过。那两个人走后，关若云想去搀扶姑爷爷，姑爷爷坚决地甩开她的手，挺直腰板，当着所有人的面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进屋里，颓然坐到了床沿上。关若云小心地凑近他说：“姑爷爷，对不起。”
唐峻耀笑着说：“该说对不起的是姑爷爷，姑爷爷老了，这张脸要不要都没啥关系了。姑爷爷得走了，我看出来了，再不走就要给你们一家惹麻烦了。”
“谷雨儿舍不得姑爷爷。”关若云像个孩子似地撇着嘴，“姑爷爷走了，谷雨儿又剩下一个人了，又没有娘家人了。”说到这儿，关若云趴在唐峻耀肩膀上呜呜地哭出了声。
谷雨儿的哭声像刀扎在唐峻耀的心上，疼得他的身子打哆嗦，他老泪纵横地安慰她说：“姑爷爷也舍不得你呀，好孩子。姑爷爷还会回来的，也许用不了多久姑爷爷就回来了。”
“您又得受苦了。”
“不会，姑爷爷叱咤风云多年，故旧朋友满天下，到哪儿都有人帮衬，吃不了苦。”
第二天早上，唐峻耀挑着他的货郎担走了。关若云陪着他走了很远很远，一直走到西门外才停下。望着姑爷爷渐行渐远的背影，关若云喊道：“姑爷爷，银元我放在担子夹层里了，我留下了一半。”
唐峻耀听见这句话，回过身招了招手，然后挺直腰板挑着担子走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十八个月后，唐峻耀辗转流离经南京、上海、广州去了香港。那时，多达百万的人们从改朝换代的大陆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流离到香港，著名作家龙应台这样写到：
“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的成千上万的伤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