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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塔斯已率军南下，展开了对宋军的攻击。
首先遭殃的是杨谊所部，他们在洛阳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杨谊仅仅以身幸免。
随后，蒙古军在洛阳和徐敏子一军僵持。其实，这个时候宋军并非不能抵敌，无奈没粮，军中都已杀马，最终不得不回师。
“八月，蒙古兵至洛阳城下立寨，徐敏子与战，胜负相当。士卒乏粮，因杀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师。”
在开封留守的赵葵与全子才所部得知洛阳的惨败后，士气低落，再加上粮草不济，也被迫撤军。蒙古军趁机掩杀，宋军损失达到了十之八九。
“赵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馈，粮用不继；蒙古兵又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军，南军多溺死，遂皆引师南还。”
史称“端平入洛”、理宗皇帝曾寄以厚望的收复“三京”行动就这样惨败收场，而蒙古其后以此为借口和宋正式开战，长达五十年的宋蒙之战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事实上，虽然收复三京的计划失败了，但它在战略上并非不可取，因为只要趁蒙古灭金后北撤的机会，能加大帝国领土的防御纵深，为帝国强化从秦岭到淮河一线的的防御争取时间，延缓蒙古南下的步伐，这个行动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如果从各方面来考虑，“端平入洛”计划的最佳执行者更应该是荆襄方面的史嵩之，因为荆襄地区离河南“三京”最近，不仅进军方便，补给也比较容易解决。
但史嵩之的反对出兵，导致收复“三京”的实际军队只有淮东制置使赵葵的五万，以及淮西军的一部分兵力。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两淮制置使赵范，在战役发起后，不知道是不是因受属下意见的影响，竟然也改变了主意，按兵不动。
后世有人认为，郑清之、赵范、赵葵他们之所以主张出兵，除了迎合“上意”，同时也是在贪图军功。而郑清之刚登上相位，他更想通过这个行动提高自己的声望。史嵩之反对出兵，也不是没有私心，他唯恐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俩的战功超过了自己，所以在宋军的粮饷供应上，没有尽力。
“端平入洛”的失败，后人的确可以总结为：除了在准备上不足外，还有帝国内部意见不统一的原因。
但也许问题的更实质在于，无论是赞成收复“三京”的大臣、还是反对者，都并不完全是从帝国整体战略目的来考虑问题。而是在其中搀杂了太多的团体、个人的利益。这就为帝国的军队最终在收复三京行动中遭受惨重的损失埋下了伏笔。
我们的帝国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败在对手的手上，而更多的是自己内部的原因。如果说“端平入洛”败在帝国内部的争斗上，其后的宋蒙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但宋蒙之间的冲突真的是宋引起的？蒙古真的没有进军江南的计划吗？
早在金蒙交战的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就抄掠四川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南宋弃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关外五州为蒙古所占，史称“丁亥之变”。
而绍定四年（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更强行“借道”宋境，“分骑兵三万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趋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军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更重要的是，就在宋帝国刚开始施行端平入洛行动的同时，七月，蒙古汗国在草原上召开了规模空前的诸王大会，会上蒙古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斯（木华黎之孙）有这如下一段对话：
蒙古主谓群臣曰：“先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
这就说明，窝阔台的眼睛，早已盯上了这个东亚大陆上最后的目标，宋帝国。
塔斯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正在今日。臣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
蒙古主喜曰：“塔斯虽年少，英风美绩，简在朕心，终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赉而遣之。
塔斯说他愿卖力，无须大汗出马，而窝阔台不仅对他不吝夸奖，还重赏。君臣之心，哪还需要什么解释。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了，这个世界上不也还是这样？
蒙古从东杀到西，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南宋不收复三京，他们就会放过当时最富裕的宋帝国？打死东都不会相信。
现在张弘正理直气壮说的就是这件事，但像这样的问题根本无须东来回答，陆秀夫和文天祥会没词来应对？
陆夫子因为历史上记载的不多他不知道，可文帅哥那张嘴皮子在历史的记录中很清楚，那是一直从南讲到北，几年下来根本就没一个人能说过他的。
当下，陆夫子、文帅哥就和张弘正理论了起来，那张弘正又如何能是这两个饱学之士的对手。
东却没有欣赏这场漂亮的答辩，因为他走神了。他想着以前的那些事，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他是不是又动歪脑筋想忽悠别人了？
注意到他的神情，房间里的人，包括张弘正都渐渐将目光转向他。
在他们的目光中，小皇帝的眼角慢慢露出了一点笑意，他眼睛转到了张弘正的身上，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张将军，其实争这个没意义，你难道没听说过弱肉强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