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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蔫儿到底有什么样的恶行令副书记如此震惊呢？除了拉帮结派欺男霸女之外，还有一条在现在看来或许根本算不上事儿而在那时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性方向性的错误，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且说老蔫儿从老支书那里抢过印把子之后，难免要细细地端量：就这么一块刻着字的带着尾巴的小圆木块，竟能让全村的人都俯首贴耳，太神奇了。
他是个最有孝心的人，得了如此珍贵的东西，自是要先拿给老娘看，自己则在旁边不停地解释着，唯恐老娘有啥不懂的地方？
老娘更是庄重，先去洗了手，而后小心翼翼地拿到老蔫儿他爹的灵位前，焚了香，拜了，才敢轻轻地放到手里抚摸，边摸边教训儿子，儿啊，这东西可是公家的，咱拿了也不是咱自个的，还是公家的。既然是公家的，可不能尽想着咱自个，要为公家多想想啊。
那一刻，老蔫儿的脸色真的好凝重，他瓮声瓮气却极其认真地应着。
老蔫儿虽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却毕竟识不了多少字。因此，他很快便从刚得到时的喜悦中挣了出来，这可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他绝不敢稍有轻忽，他一直在不停地认真思考着：公家是什么？他试图从他收藏的大字报上找出答案，可大字报上讲的尽是些空话，压根儿就没有如他想要的答案。
公家不就是大伙儿嘛。一个愣怔间，他突然想通了，如释重负，便央着他娘破例允许他喝了二两烧酒。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他娘从不允许他喝酒，或许因为他想通了这个问题才奖励了这么一次。喝便喝吧，但他娘偏不，他一边喝着，她一边张三李四地列举了许多醉酒误事的人和事儿，说他现在是公家的人了，更不敢喝了。
——酒这东西真是奇了怪：蜜精甘甜的瓜干儿一旦变成酒，入口竟苦辣辣的直呛得人涕泪俱流，喝多了，会头重脚轻飘悠悠的，让人直想睡觉，睡了觉就不会再想事。他更加不理解了，老支书何以会把喝酒当成一种享受。他显是醉了，倒头就睡。
待其醒来，已是他夺得印把子的第十天。那种兴奋真是莫名其妙，想控制都无法，晕乎乎的舒坦直想从身体里奔涌而出。因此，能在第十天上清醒过来，他已经非常钦佩自己的自制力了。他决定带着大家编粪筐子卖，因为他就是凭着这门手艺才吃上了白馍馍。既然掌了这印把子，就该跟大伙同甘苦，大伙儿就是公家，就这么浅显的道理。
说起这编粪筐子，自又有一段故事。粪筐子是那个年代最常用的劳动工具，易碎，便要常买。他便琢磨，这东西不就是用野棉槐条子编的吗？咱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编，偏要花钱去买？更何况村子里满地遍野的都是条子，白白割去烧掉，岂不可惜？事情往往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便难。他尝试着自己去编，可是拆掉了几十只筐子，试着顺条子的走势再编起来，总算编起来了，却既不美观也不耐用。赶巧听说表姨夫是编筐的高手，便央着他娘带他上门求教。
这时的市场管制虽已有所放松，但还没有完全放开。表姨夫曾为此吃过大亏，怕老姐姐这个唯一的儿子也跟自己一样吃亏便不肯教他。确如他娘所说，他真是贼心不死，认准了的理儿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央求不成，他便赖在了表姨夫家里。表姨夫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不仅帮着表姨夫担水劈柴哪样活儿重干哪样，而且嘴里总嘀嘀咕咕地不停地唠叨一些大道理。表姨夫磨不过他，便待他发了吃了亏决不怨他的重誓才终于答应教他。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经表姨夫一指点，他即融汇贯
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干就干，他的提议马上得到了大伙儿的拥护，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了——废条子能卖钱便成了宝，大伙儿必都去争割条子。条子明显少了，少了就有人去占，占不着便要大打出手：张三敲掉了李四的牙，刘五的婆娘抓破了王七的脸，此等不文明的事屡见不鲜。这不能说是支书的失职，也委实做够了向了这家后了那家的调解，他便决定把全村的野条子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
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仅争斗的事儿不见了，而且有的户因为尝到了甜头便对这些原先不被人看好的条子大加呵护，条子长得又粗又好。即使这样，因为僧多粥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伙儿的吃饭问题。
为现实所迫，他便想：条子可以分，难道地就不可以分吗？怎么不可以？只要想到，他立即就做出了决定。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确不懂政策，对大伙儿有利，他就做了，就这么简单。要是拿到后期，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不一定敢做。效果当然同样出奇地好，村里的大部分人当年就吃上了纯粮食。
兴奋之余肯定没能意识到危险的到来，老支书只去了一趟公社就给他带来了麻烦：他不仅被免了职，而且是被用手铐铐到公社去的。当时，手铐的威慑力是巨大的，村里人一时间噤若寒蝉，老支书自是轻易地又抢回了印把子。
重掌了印把子的老支书一整天都沉浸在兴奋中，都说这世事难料，其实还得靠策略。自打从公社回来，他就有一种预感：凭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就不能再干个十年八年？在公布任命的会上，副书记还当真这么要求他，殷切地希望他能够干到他八十岁。
还乡团？他却莫名其妙地记起了这个当时经常听到的词，或许这是个不吉利的兆头？但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还乡团长，而且自己就要做还乡团长，不惜一切地去完成副书记交给他的拨乱反正的重任。
对，确实应该叫做拨乱反正，这种各打各的单干，原本就是他最为痛恨的，尽管他家的粮食同样也多了起来。他最见不得小子们发狂，哼，他感觉自己醉了酒似地轻飘飘的象要飞起来……哼着连自己都叫不出名的小调回到家里，他亲昵地喊着婆娘去温酒，自己则早早地坐到小饭桌前去等待着开饭。
晚上，将是他重掌帅印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他落实拨乱反正任务的第一步，他无疑每一根儿神经都在高度地兴奋着。按照过去的惯例，他们常常不待他吃完饭就匆匆地赶来了，讨他一碗酒喝，同时也私下里商量一些事情，吃完了饭会也开完了。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没有办法，谁说了算就得依着谁的习惯，他也没少参加过这样的会议。这种感觉才刚刚失去了两年，他却已感觉太久了，他要好好地再享受一下这感觉。
他当然又准备了酒，但到了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开会的人还是一个没到。他正烦躁着，巧嘴王婆来了。她已经好久不上门了，必是见转了风向才来讨一杯羹的，便懒得理她。眼瞅着这骚东西也不如前些年那么温顺了，她居然未经招呼就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到了他的对面，挑逗地看着他。有心叫她站起来，咳，毕竟不是前些年了。在前些年，这绝对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现在虽已不同于前些年了，但还是让他感到了不快。一有不快就甩脸子，当官的都这熊样。
有什么事吗？他故意拉长了腔调，不友好地连问了三遍，见她故作迟疑地不肯说，立时就恼了，充什么正经？有屁快放，没屁就滚，我还等着开会呢。
开个屁会！她居然敢嘴里不屑地顶撞着他，忽地站起来，要挟道，现有一要事儿，要是不愿听，我立马就走。说走，她果真就走。
他忙喊住了她，但仍没好气地问，什么事儿？
答，他们正在大队长家商量营救老蔫儿的事儿呢，说是要去公社把人给抢回来。
怨不得都不来开会呢，真******反了，他火了，自重又夺回帅印便经常火，不是他愿火，而是确有太多让他发火的事儿。火也白火，到头来还是没人来开会，更没人来汇报，而且是连续的一直都如此。他站起来又坐下，去公社告发的念头一瞬间就变了：他才不怕他们闹哩，都闹进去才好呢。心里有了底，态度便柔和起来，便招呼婆娘给王婆倒茶。
王婆一脸的受宠若惊，连说自己来，就主动自己倒了茶喝着。
他灵机一动便说，好，有觉悟，有觉悟的人之间要互通有无。
王婆自是个见了梯子就要上的人，尽力巴结着他，虽有些结结巴巴但还是准确无误地表明了自己想当村妇女主任的意思。
他没做犹豫就应了，他一贯坚持在自己下属面前必须要保持必要的风度，他显已把她当成了村里的妇女主任。
正说着，自己刚换好的窗户玻璃又被石块砸碎了，紧接着又有石块冒进来，不偏不倚正落在饭桌中央的汤碗里，碎了碗，菜汁溅了旁边的人一身。
类似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先是门上被贴了烧纸，后又墙上被糊满了黄腻腻脏兮兮令人作呕的屎，再后来便是这种无休止的袭击。
孰可忍孰不可忍，他找来了公安助理员，助理员背着大匣子炮在村里转了几十圈终也没能查出捣鬼者，反害得他好酒好肉赔了好几桌。吃了人家的，总要对人有所交待，助理员便无可奈何地说，捣鬼者还是您自己找吧，只要找到了，一定严惩不怠。
扯你妈的鸟蛋，我要能自己找，找你来干什么？心里骂归骂，脸上可还得笑，嘴里也连连道着“麻烦”，捣鬼者******当然也得自己找。
他便成宿地不睡觉准备抓人，可人总有犯困的时候，刚一迷糊，袭击又来了。忙不迭地抡上铁锨就赶了出去，人早已没了影儿。实在找不出捣鬼者，又无处发作，便只有疯骂。
到后来，他在副书记的帮助下搬到了公社去开饭店，提起当时的情景心里仍止不住打怵。当然，他去开饭店并非为此，而是因为他实在干不了庄稼活儿，这种情况也早在老蔫儿的严令下消失了。
闲话少说，但说以后接连的几天，他仍没能开成会，当然也没能象自己期望的那样闹出事儿来。他便亲自上门逐个去找那些曾经对自己俯首贴耳的下属，却根本见不着人影，甚至连自己想探听一点儿消息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王婆要官儿的事儿倒是提醒了他，离了胡屠夫还能吃不上猪肉？他决定换干部，因为凭自己多年的经验，他认为问题肯定出在这些人身上。
人又不是没有，村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人还不有的是？他愤愤地想着，当然也极容易地得到了副书记的批准。但转眼就过了半月的时间，不要说副书记交代的任务，连干部也没能换成，便传言老蔫儿就要被放回来了。
传言不假，原因是去省城开会的党委书记回来了，他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并决定撤销副书记代表公社党委所做出的错误决定，老蔫儿理所当然地又成了我们村的支书。据说，党委书记动了情，他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给老蔫儿连鞠了三躬，说了许多道歉的话。
这是多大的面子啊，老蔫儿显是被搞懵了，他还没有完全从戴上手铐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便也跟着连连鞠躬，嘴里则含混不清地连说“政府宽大”。
我真混啊，后来提及那天的情景，老蔫儿就懊悔不已，连连这样骂自己，但他又辩解道，我再也不想坐牢了。
英雄再也不会了。党委书记笑吟吟地安慰着，竟用了“英雄”这个词儿，那不大的声音却多少年都铿锵有力地回荡在老蔫儿的耳边。
老蔫儿回村的那天可风光了，敲着锣打着鼓，几乎是被村里人抬回来的。这说明大队长他们这些天去省城的告状没白费，倒不如说是赶上了好机会，正碰上中央有了关于承包的意见。
之后，老蔫儿被派出去四处作报告。他突然变得结巴起来，结结巴巴地念着讲话稿。讲话稿虽不是自己写的，但要把自己念成英雄，还是让人难堪。最后，他脱了稿，脱了稿便不再结巴，他说，我远没有稿子里写的那么好，我做那些事儿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听了我娘的话，要多为大伙着想，就那么做了。老蔫儿赢得了掌声，脸红得象上了色。
在这段四处念稿子的日子里，老蔫儿的理论水平当真提高得很快，他觉得党讲的才真正那么有根有据让人信服，便因为自己时常涌起的自鸣得意而惭愧。老蔫儿便决定，一定要为大伙多想事多做事。
因此，老蔫儿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年年都被评为公社、乡、镇、县的优秀**员，在村里的威望也渐渐达到了顶峰：只要老蔫儿说过的话，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要一体地去遵守执行；逢有老蔫儿感冒了咳嗽一声，便会有人误以为自己犯了错赶紧上门去赔礼道歉；有的独门小户甚至给老蔫儿塑了像跟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排放到了一起，老蔫儿便发了火，咒我早死啊，即使我死了，也是不敢跟老人家并列的。老蔫儿对老人家最有感情，就象村里人对老蔫儿一样，这时的老蔫儿已完全变成了一个标准，因为他代表着大伙儿。
人在平凡的时候，或许还觉不出他的与众不同，而一旦成了英雄，只要关于他的即使最普通的事儿，也会变得那么与众不同，因为他时时处处都备受关注。譬如刘老蔫儿从不接受村里人吃请这事儿，在他没有成为英雄之前，就象一阵风吹过，没人会在意，至多偶尔地会想到“这人是有点儿怪”，但待他成为英雄之后便成了村里人的头等大事。因为我们村里有这样一个习俗：无论哪家有了丧亡喜事，除了近亲之外，必得遍邀乡邻好友。
我曾暗自揣摸过，目的大致有两个：一是显示主人的脸面，谁邀的客人最多谁就最有脸面，若是被邀的人当中能多有几位风光场面的人物，便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了；一是若一起聚过了，便有了渊源，日后自应相互照应。
而对于被邀的人来说，虽然要去随份子，也就是人后来常说的那种罚款单，但还是要感到荣幸，至少体现了自己与主人的与众不同，而且农村的随份子与罚款单还有不同：只要你随了份子，人家就会牢牢记住，待你有事的时候，人家必定会去的，而且份子绝不会小于你当初的，否则便欠了人情，人情在农村最压人。
当然也有例外，便是村官，村官多不需随份子，只要肯到场便足以让主人脸面大增——人家是不白吃的，不要怕吃，吃了就会嘴短，谁还能永远不用着谁？对于老蔫儿来说，更是例外中的例外了，更多的则包含了敬重的意思。
老蔫儿却偏与那些热情备至的其他村官不同，偏不喜欢那种见了谁都要笑的人声鼎沸的喝多了便东倒西歪左碰右溅的热闹。但他照样随份子，而且从不图人回报，他说，咱还是不去的好，咱去了，人家该凑合的就不好凑合了。
无论如何，主人心里必都是不乐意的，但因为他对谁都一样，村里人慢慢地就理解了他，逢有这种情况反而会主动地替他圆场，说他这人就这样，其中包含了多少的理解和信任。
但是，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而且这种变化不是那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泾渭分明的变化，而是一个逐步的累积的渐进过程。
关于英雄老蔫儿的变化，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但绝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应该从他的经历中去细细地咂摸：虽然他力主分光了集体的财产，但辛辛苦苦地积攒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下子分光了，他一时间还真的不适应，尤其是，看着“小瘪三”们兴高采烈地忙着往各自的家里搬东西，他感觉心里在隐隐地做疼，他怕自己立时就要后悔，便跑回家里用被子蒙住了头企图睡觉。
所谓的“小瘪三”是他从电影里学来的新名词，突然间就蹦出来用到了村里人身上，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们。他也是村民，但他是管村民的村民，与他们毕竟不同。别提了，一提到他们，他就心烦，心烦意乱又怎么能够睡得下？
或许这就是现实，更严峻的现实还在后头。——人明显变得难管起来，或许人的欲望就是一个怪物：饿肚皮的时候，只想着吃饱就好了；吃饱了肚子，又想着赚钱、赚更多的钱；赚了钱，就不再服管教，只要与利益无关就没人愿沾边，甚至连他召集的干部会也少有人齐的时候，更不用说象过去那样经常有人请示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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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被自己长期忽视了的宣传教育，便别出心裁地把村里的大喇叭挪到了自己家里：早晨五点准时念昨日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中午十二点重点讲村里的好人好事，晚上则先是放音乐后来便临场发挥讲一些在他看来极为重要或许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的明日工作安排。
对于老蔫儿的做法，村里人先是感到新鲜，渐渐地便因为他经常扰了自己的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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