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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顶点 ２３Ｓ．更新最快1月31日下午3点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党部召开会议，国民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比如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张道藩等人顿足捶胸，大哭大闹。
谷正纲声泪俱下地叫喊道：“国民党这回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法’破坏无遗了！”
张道藩也大声叫骂道：“那帮同意宪法草案决议的人真是饭桶，一点也不顾党团的利益。”
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的孙科在一旁显得很不自然，因为是他同意通过宪法草案决议的，而他又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当时的国民党之中一般都认为，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历史和政治上的地位与权势，以后选举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他是必然当选总统的，所以国民党人要求宪法尽可能多地赋予总统以权力，这样一来，国民党的权益就会因此而得到保护和增进。但是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之中，代表和民盟代表经过巧妙而顽强的斗争，在宪法草案之中大大限制了总统的权力。本来这项宪法草案即使通过，国共之间也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但是因为一来孙科确实舀不出反对的理由，二来他想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之中担任行政院院长。总统权力的削减对以后的行政院院长来说未必是坏事。再说如果得罪了和民盟。对于想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之中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孙科便同意了宪法草案协议的通过。
而这份宪法草案协议的通过，也和蒋介石没有能够及时得到报告有关。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介石进行报告，只有孙科懒得到蒋介石那里去报告，只是把宪法草案小组会议记录送给蒋介石过目，而蒋介石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看那些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等到政治协商会议快要闭幕的时候，蒋介石才发现宪法草案对总统的权力加以了限制，但是这时候即使想要修改也已经来不及了。蒋介石这次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就在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闹中央党部的时候，蒋介石其实也在场，不过他却是脸无表情，一言不发。在会议结束之后。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又直接找上门来向蒋介石表明忠心，蒋介石这时候才说道：“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过，将来再说。好在这只是一个草案而已，目前的政协会议仅是党派会议，一切还须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到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心领神会，于是一场风暴才得以平息。但是这也预示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最终命运。
虽然说自己前来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才不过1个多月，但是乔治对国民党内部谁是主和派谁是主战派，谁又是骑墙派，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认识。在与国民党要人的交往之中，乔治非常注意倾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意见，因为他是国民党之中为数不多的学者官员。王世杰1891年出生于湖北崇阳，早年就读于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1911年肄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采需冶金科，后来又留学英法两国，191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在从政之前，作为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王世杰著述颇丰，他和清华大学法学教授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已经成为一代法学名著。至今仍然还被学界广泛引用。1924年，王世杰主办《现代评论》周刊。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口号，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曾多次被当局没收、查封。尽管和自己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但是王世杰仍然在《现代评论》上面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的文章。在李大钊被张作霖下令杀害之后，王世杰写下了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评论，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稿子送审之后立刻被毙，于是当期的《现代评论》便开出“天窗”，并在目录之中保留了题目。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在演讲之中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思路：“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学，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30年代初王世杰开始弃学从政之后，西方媒体对他普遍看好。《曼彻斯特导报》盛赞王世杰是“具有大才干而思想开明的自由派”，《泰晤士报》也认为，“自由派分子在国民党内部的优越地位明显增强了。”而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傅国涌则把王世杰从政称为“浸透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努力”——“他想要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当时的国民党大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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