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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元末农民起义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
元末农民起义是指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中国元朝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现象达到极,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 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8]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元末文人叶子奇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明太祖朱元璋也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今中国北京)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今朝鲜)。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 由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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