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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第三方调解制度"等。而目前,深圳已经在全市12家医院设置了医调室,由司法局所聘请的专职人员作为中立方来调解医患之间的沟通,以避免双方的情绪化冲突。而深圳市宝安区已尝试在司法系统下建立"第三方医调纠纷专家鉴定库",以保证医疗鉴定结果的公正客观性。
患儿家属陈先生回复了：
在了解到有家长拒绝为孩子进行手术时深感不安。他本身也是医生,目前很担忧自己的案例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其他患儿家长的判断。他多次强调说,自己的案例只是个例,很担心其他不懂医学的家长不听医生的建议,而延误自己小孩病情。他说,"建议家长们还是要听医生的,我也是听从了广州医生采取保守治疗的建议,而不是自己下的判断。"
他说，深感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尽管不乏客观公正的报道,但是也有的是为了吸引眼球,令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已经治愈,"我的孩子并未治愈,而是目前根据广州专家的建议,实行保守治疗,如果被确诊为巨结肠，要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再做根除术。"他说，不想再引起对深圳儿童医院的负面影响，但是他本人有选择医院的权利。
广州地区的资深专家说，他从医30多年，以前医生在患者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患者一般都很相信医生。但近几年医患间的信任度却急速下滑，医患的信任危机不仅会影响到医疗秩序，而且反过来也会伤害患者，可以说双方两败俱伤。
躲猫猫，原意为捉迷藏，属南方方言，北方则称作"藏猫猫"，现为网络流行语。2009年2月，云南青年李乔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躲猫猫"时撞墙。很快，躲猫猫也火了起来。网友们一边讨论躲猫猫这个游戏的危险性，一边大量发帖"躲猫猫"。2010年1月，躲猫猫被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编的《汉英大词典》，译为hide-and-seek。好吧，躲猫猫是怎么回事，我靠叶南飞傻了？？?
近些日，“躲猫猫”一词迅速在网络窜红，起因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一起死亡事件。据当地公安部门通报，24岁男青年李乔明在看守所中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众多网民纷纷质疑，一群成年男人在看守所中玩小孩子玩的“躲猫猫”游戏听起来非常离奇，而这种“低烈度”游戏竟能致人死亡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一场以“躲猫猫”为标志的舆论抨击热潮迅速掀起。
一个还有4天就要结婚的青年离奇在看守所中死亡，令人痛心。查清事件真相，既是对家属负责，也是任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政府的本分，这既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事件成为网络热点后，叶南飞开始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根据最新消息，在15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有8人是网民和社会人士，其中主任和副主任均由网民担任。
此刻叶南飞正看着汇报上来的结果：
2月12日下午，玉溪市北城镇大石板三社，李乔明的家中空无一人。
从2月8日接到警方的通知说儿子受伤住院后，作为家长的李德发就带着小儿子到昆明照顾李乔明去了，而在12日早上得知儿子去世的噩耗之后，留下来守家的母亲也急急忙忙赶了去。
这是年后玉溪最为晴朗的一天，没有风，天空中一点云彩也没有。可是在未婚妻张秋芝(化名)的印象里，李乔明被警察带走时，玉溪却是过年期间少有的寒冷天。
1月29日，大年初四。当天中午，李乔明在草草吃完两碗米饭之后，就提着斧头到村口与同村另外5名青年会合了，他们准备到离家10余里的晋宁县境内的青龙山上砍树卖钱。
对于玉溪市北城镇大石板三社的村民来说，上山砍树卖钱，一直是他们补贴家用的最好途径，就算在政府相关部门严厉禁止盗伐树木之后，他们依然会在家用紧张的时候，偷偷上山砍上两棵树换钱。
由于2月16日就要举行婚礼，24岁的村民李乔明感觉到了经济上的窘迫，一直在想方设法多赚些钱，他希望能够在结婚的时候“多请几辆车来接新娘子”。
于是，平时胆小而内敛的他，第一次打起了盗伐树木的歪主意。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次“铤而走险”，却最终将自己带上了不归路。根据晋宁县森林公安分局提供的一份出警记录，李乔明应该是在当天下午5时左右被带到分局的。
“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我们分局的民警在山上巡逻，发现包括李乔明在内的6名青年男子正在盗伐树木!”民警介绍说，在当场制止李乔明他们的盗伐行为后，警方清点了现场，发现已经有数十方树木遭到砍伐，由于这一数目已可以追究刑事责任，民警随后将李乔明等5人带回晋宁县森林公安分局。
当天晚上7时30分，在录过简单口供之后，警方开了《刑事拘留通知书》，随后，李乔明等6人因盗伐森林被送往晋宁县看守所，分别关在不同监室。那天晚上8时，李德发接到民警通知，要求他“有时间到看守所办下手续”。“一开始我也不是很担心，我们村经常有人砍树卖被抓，最多在看守所住几个月交点罚款就回来了，我还想着过几天筹点钱去把他赎回来!”李德发说，随后事情的发展，却让他无比意外。
1月31日，是李乔明被关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李德发带着5000元钱和小舅子陈某到看守所“赎人”。由于他们到看守所时正值午休时间，他们不仅没有“赎到人”，甚至连李乔明的面都没有见到。“我们后来一直在看守所门口等着，连午饭也没有吃，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有民警叫我们进去，但只是签了个字，跟我们通报了一下情况，说要判刑，然后就让我们走了。”
李德发说，他们了解到，当时李乔明被关在2号监室，而其他同犯却被关在另外的监室，而根据李乔明的舅舅陈某从看守所的熟人那里打听到的情况，“那个监室关了好几个偷窃和抢劫的人，还有几个‘黑社会’”而在陈某看来，那个监室里，应该就是自己的侄子李乔明“最容易受欺负”，因此他们迫切的希望，“就算李乔明要判重刑出不来，也要想办法给他换个监室，免得受欺负。”
抱着这一想法，2月2日，李德发带着一万元钱、几条烟，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再次和同村另一被捕青年的父亲一起赶到看守所，然而李德发却被警方告知“你不能见你儿子”，而在那里，与李德发同来的那名父亲却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平时胆小而有些懦弱的李德发，还几次鼓起勇气上前询问情况，可看守所民警在进去看了几次李乔明之后，都说“你不能见他”，却没有解释原因。无计可施，李德发只好无奈返家。
在之后的几天里，李德发分别在妻子以及一些亲戚朋友的陪同下多次到看守所看望李乔明，并试图保释他。然而，在前后去了四五次之后，他们都未能见到李乔明的面。2月8日，在儿子被拘押11天之后，由于一直无法与儿子见面，李德行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公关”，他甚至希望通过同村在昆明当警察的亲戚，与儿子见上一面，“至少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正当他急得一筹莫展的时候，却“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当天下午5时30分左右，李德发忽然接到警方电话，称李乔明“在看守所摔了一跤，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并要求他“赶紧到医院来”。下午6时15分，李德发与小儿子包了辆面包车赶到晋宁县人民医院，却发现儿子“全身是血，头肿得跟蒸开的馒头一样，已经昏迷不醒”，县医院的医生在看过之后，给李乔明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李德发，要赶紧转院到昆明，做手术把病人头脑里的淤血拿出来或许有救。
晚上7时20分，李德发在晋宁县公安局相关人员的安排下，与李乔明一起转院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他们到达医院后，医院再次给李乔明下了病危通知书。尽管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然而在医院挣扎4天之后，李乔明还是离开了人世。
而李乔明的护理记录表明，李乔明在被送往晋宁县人民医院的时候，属于“尚有轻微意识，颅脑损伤”，而在当晚7时24分被送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之后，医生的诊断记录为：“重度颅脑损伤，昏迷不醒，无意识。”
其实，在接受治疗的几天时间里，李乔明的病情曾一度有过好转。2月11日，在住进医院的第三天上午10时，护士查房时发现李乔明“病情稍有好转，恢复自主意识”。
然而到第二天凌晨5时，护士却发现其“病情迅速恶化，深度昏迷伴休克症状”，医生在6时2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23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李乔明走完了他24年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