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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出窗口想骂那些不 让道的骑车人，他们已经仰脸望着我，骂出了我正要骂的话：“一帮土鳖，素质真差！”金铭拉着我们一宿舍的人，直接开到了号称亚洲第一大号的购物中心的停车 场，乘电梯上到五层的美食一条街，拣最大个儿的餐馆杀进去，到包间里面坐下。 这馆子棒极了，后门桥的茶馆——一品轩！酒要好的，肉要贵的，围着农民伯伯 的粮食，我们就糟践起来。服务员都穿着红旗袍，前凸后翘，很吸引眼球。但我 们顾不上耍流氓，净顾着跟金铭表功了。崔震说他当时撮了一肚子火，肺都气炸了； 李舒男说他嗓子都骂劈了，从没这么粗鲁过；牛犇说他差一点给驻京办打电话， 叫他的叔叔伯伯们都过来；杨伟说他手都砸肿了，全身酸麻，再过一会儿就得吃 肉补补了。我说：“金铭，你瞧多悬吧！若不是我现场调度指挥得好，杨伟一旦支持不住，你的 小命可就玩完了。”
金铭一脸羞愧地点着头，点了半个多小时后，已深感不聊表寸心，将食不下咽， 出去给我们买烟抽。他一出去，我们开始奋力吃菜，等他回来，我们已把菜吃完。 金铭也是好样的，“红塔山”一人给我们买了一条。这可是难得一买的好烟啊，平 时我们买的最贵的才是“都宝”。拿着红塔山，我们开始专门喝酒：
“干杯，干杯，Cheers ！……” 干完一瓶五粮液，又走一箱啤酒。喝到畅快时，我拿起我的那条红塔山当棒子，模拟杨伟砸木桩似的砸那个运动员的头。大家全都很快乐，又下一箱啤酒。我于是 更加起劲了，忽想起小时唱过一首儿歌叫《拔萝卜》，开始砸着木桩唱：打坏蛋，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不死， 老太太，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打坏蛋。大家一听，全都拿起自己的那条红塔山，去桌子上敲拍子，一起合唱：打坏蛋，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坏蛋， 嘿哟嘿哟打不死， 老太太，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打坏蛋。
…………乐到最后，谁说起校报上竟然也登了我的大名，都嚷嚷说，这一次是金铭，下一次得马杰请客。我只好很谦虚地把军功章跟杨伟留下一半，剩下那一半掰成三份 分给那仨人，然后又坐金铭的奔驰回来。
下来车，一帮人酒气熏天地往宿舍走。我搂住杨伟的肩膀，把嘴凑到他耳边： “你丫讹了金铭多少钱？” 杨伟还是很狡猾的，支支吾吾地抵赖说：“什么……讹什么钱？没钱！” 我说：“你丫还装？出去之前，在校园里，你俩拉拉扯扯我都看见了。再不承
认，我搜了啊！” 伸手去他兜里摸，他晃着肩膀说：“别闹，别闹……给了一千。我没跟他借，
是他主动的……这不合适，不应该……” 我喷口酒气说：“靠！是不合适。丫真够抠门的！” 杨伟翻着白眼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着也得在一千后面加个‘万’。” 杨伟猛力晃开我肩膀：“太黑了吧？他有那么多钱吗？” 我说：“他即便没有，也值这个价——他爸是煤老板。” 杨伟说：“你歇着吧！这一千块钱是我借的，我还要还给他呢。” 我说：“别还，别还。你要不想要，先给我，我替你保管……” 正闹着，几个穿球衣的特招生人高马大地迎面晃过来。“刷”一下，我脑海中
划过了一道闪电：虽然校报上只登了个火柴盒，但毕竟我和杨伟的系别、姓名都在 上面，万一被 8 号和 13 号看到了，他们会不会上门寻仇啊？如果两个庞然大物堵 住了我们的宿舍门，我和杨伟要是在外面，没法回去睡觉了；要是在室内，可能只 有跳楼一途。
我惊出一身冷汗，让牛犇、崔震、李舒男他们先回去，拉杨伟到阅报栏跟前， 围着阅报栏研究如何把报纸偷出来。管阅报栏的人拿新换旧时，没见他们砸过玻璃， 肯定有办法在不惊动校方的情况下将校报偷走。果然阅报栏后面有把锁，一拉，开 一道缝，报纸能看见，指头够不着。我让杨伟找根小树棍，我从缝隙里伸进去拨拉。 报纸都捅烂了，也没弄出来，显然棍子这东西不大顺手。最后我俩去外面买了一把 小镊子，歪脖子的那种，伸进去一夹，轻轻松松地把报纸从缝隙里拉出来了。我们如法炮制，连夜作案，终于把全校阅报栏里的校报全部偷完。 回到宿舍后，我俩把校报一人发了他们一张，嘱咐他们好好收藏，为安全起见，
仅在室内阅读。可见“好事不出门”这种现象，竟源自人们对人身安全方面的追求。 至于为何“丑事”可以“传千里”，至今我也没有搞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