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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好劝慰老太太：“妈，你别哭了。既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尽量挽回。至于亚生的工作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受到影响，别的方面，可能会受点儿影响，不过，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也没有什么不好，让他长点儿记性。”
胡亚娟也趁机说：“妈，你放心吧。亚生只不过犯了这么个小错误，还不至于被开除公职。再说了，东阳现在还在副市长这个位子上，只要他们知道亚生是东阳的小舅子，下面办事的人就不会太过分。”
何东阳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胡亚娟怎么这么说话，这不是明显地在鼓励胡亚生为虎作伥吗？他看了她一眼，本想说几句，又觉得这种场合说了不好，就没有吱声。
回到家里，何东阳觉得有必要向胡亚娟提个醒，就问她：“胡亚生的副队长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怎么一回事？他表现不错，单位领导觉得应该重用他，就提拔了他。”
何东阳正色说：“亚娟，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暗中走了关系？”
“什么暗中走关系？说得难听死了。我只不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他们城管队的队长，向他问了一下胡亚生的情况，希望他多多关照一下，并没有说让他提拔。”
“亚娟，我给你明确地说一声，以后不许你再这样。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你这样过问你弟弟的领导，并叮嘱他要关照你弟弟，他会怎么想？他肯定会认为你想让他提拔你的弟弟，他不提，怕是我授意的；提吧，又勉为其难。传出去，让别人怎么想？”
胡亚娟的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你看你，我既没有提你的名字，更没有打你的旗号，我只问问我弟的情况就不行了？难道我嫁了一个副市长，我连关心弟弟的权利也没有了吗？”
何东阳尽量心平气和地说：“不是说你嫁了我就不让你关心弟弟，你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我不是不你让关心，但不是像你这样的关心，你这不是真正的关心，而是害你弟弟。”
胡亚娟“哦唷”了一声：“领导的话就是有水平，可我就是一点儿也听不懂，好像你的关心才是真正的关心，别人的关心都是害人家？我问你，你关心他什么啦？比起我妈妈关心你儿子来，你对亚生的关心能有多少？”
女人死搅蛮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顺着她的话去说，否则，你就会进到她那混乱的逻辑圈套中走不出来。他不接她的话茬，只讲着道理说：“比如说，你今天当着他的面说的那些话，就不应该，那样爱他，会助长他的优越感，反而会害他。”
“哪些话？我说哪些话助长了他的优越感，会害了他？难道我们都是害他的，只有你一个人是关心他的吗？”
“你当着他的面说，只要他们知道亚生是东阳的小舅子，下面办事的人也不会太过分。这种暗示性的话，对他没什么好处。”
“难道我说的不是真的？难道你要否认他是你的小舅子吗？行！何东阳，何市长，你要真的觉得有这样一个小舅子丢了你的脸，影响你升官，你可以不认他，可以断绝与他来往，但是你没有权力干涉我认我的家人。”说着说着，竟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何东阳一看胡亚娟这么不讲道理，无心再说了，只好连连说：“好了好了，越说越离谱了，什么断绝来往，什么不认他，说这些伤感情的话做什么？你看电视吧，我到书房里看一会儿文件。”
何东阳虽然嘴上说得很平静，心里却十分恼火，他没有想到胡亚娟越来越俗不可耐，越来越不可理喻了。劳累了一天，本来想在家庭这个温暖的港湾里小憩，之后再投入到明天的工作中，可谁知家庭有时候却是一个最不讲道理的场所。晚年的托尔斯泰就是因为家庭不和谐，才发出了“人生最大的孤独就是卧室里的孤独”的感叹。
来到书房，他并不是想看什么文件，而是想在这里平静一会儿。他点了支烟，吸着，想着，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要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公务员，遇上这么不讲理的老婆，可以同她吵，同她闹，可他不能，他必须让着她。正因为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让她得寸进尺，越来越不可理喻。好在他的官不大，权力也有限，倘若他的官位再高一些，权力再大一些，说不定她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第二天一上班，秘书长潘多文敲开了他的办公室，何东阳向他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来说。
潘多文就坐在了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说：“我已经安排明天早上去乡下慰问那位上访的老人，让城管大队也去，顺便让他们买一些滋补品带上。我想请示一下何市长，需不需要通知媒体参与？”
何东阳觉得潘多文不愧是秘书长，问题就是想得周到，便问他：“你觉得有没有必要通知他们去？”
潘多文说：“如果明天让胡亚生一同去的话，就不要通知媒体了，最好不要让媒体知道具体的人。如果胡亚生不去，就让媒体去报道一下，也算是对社会舆论作一个交代。”
何东阳知道潘多文完全是为了考虑胡亚生的声誉才这么安排的，便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让他亲自去赔礼道歉，老人家心里会平衡些。再说了，这对胡亚生也是一次吸取教训的极好机会，不能让他错误地认为，他是我的小舅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何市长也不必担心，我已咨询了有关司法部门，这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当，还构不成司法处理。另外，城管大队领导也表态了，由他们批评教育就行了，司法部门没有插手的必要。”
何东阳心里当然清楚，潘多文在有意替他担当，如果他们不知道胡亚生是他的小舅子，处理的结果远远不是这样的。虽然他没有有意授权于谁，而下面办事的人都碍于他的面子，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任何事情都得有个限度，不能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必然会引起民愤，必然会适得其反。想到这里，便说：“光单位批评教育还不够，必须要做出行政处分，这样才好给社会一个交代，对他本人也是一次教育。他现在不是分队的副队长吗？像他这样，还怎么继续当？”
“我明白了，何市长，那我走了？”
“那你去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顾及我。”
潘多文走后，何东阳觉得轻松了许多。这件事如此处理，也算比较圆满，既对社会舆论有了一个交代，妻子一家人也能接受。
刚点了支烟，还没有吸上两口，信访办的高永信匆匆进来了，他一看高永信脸色不大对劲，就知道麻烦事又来了，忙问：“什么事？”
高永信垂了头说：“我干了一件坏良心的事。”
“什么坏良心的事？”
“李疯子患了癌症，已经晚期了。那天我们几个人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后，医生悄悄告诉我，他已经患癌症了。放他出来，就是想让他与家人、亲友们最后聚聚，怎么又把他送回来了？我一听傻眼了，只告诉医生，要不是首长来视察，遇到这么大的政治活动，我们也不会把他送回来的。回来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很纠结，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干的什么呀？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这么害怕听到反面意见？为什么这么害怕上访者？快回到金州时，我实在拗不过自己，就让其他人回来了，我一个人又去了趟医院，亲自把李疯子给接回来了。回来后，我就与他的家人一起把他送到了市医院，检查的结果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估计他在人世的日子也不会太多了。”
何东阳心里一阵阵绞痛。“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这么害怕听到反面意见？为什么这么害怕上访者？”高永信的诘问像刀子一样剜着他的心，也常常困扰着他，他却无言以对。在他所受的理论教育中，从来都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但理论与现实结合的时候，又成了另外一回事。因为一些反面意见，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政治前途，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容忍了他们，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权力、地位，这就人为地加剧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而他和高永信，在融入到这个利益集团之后，就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团体的利益。维护团体的利益，其实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和高永信一样，无形中成了扼杀李疯子的帮凶。说到底，他和高永信只不过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个节，谁都很难挣脱，除非你要放弃所有的一切。
高永信缓缓地从口袋中拿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打开，放到了他的面前：“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老了，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想申请内退，希望组织能批准。”
何东阳的脑子“嗡”地一下，他知道，这件事可能对高永信的触动太大了，才下了决心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平衡。而事实上，这件事不仅对高永信，对他的内心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现在，李疯子的生命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高永信就这样走了，他的心里实在有些承受不起。毕竟，高永信是他的部下，他不能让他带着这样一颗破碎的心离开工作岗位，就此退休。他将退休报告轻轻推到高永信面前，说：“老高，其实我的心与你一样。有些事，你不愿意，我也不愿意，但这又不会因我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没有办法，谁让我们在同一个体制内？”
高永信又将内退报告推了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解脱，我再也不愿意经受这种内心的折磨了，再也经受不起了。”
“老高，内退了，就能解脱你内心的折磨吗？不能的。有些，过后了才知错，你是，我也是。你可以请假休息调整一下，或者找个出差的理由，出去散散心。内退真的不行，放了你，我的心里更难受。”说着又将报告推到高永信的面前，“收起来吧，我再也不给你添压了。老高，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给你添压的同时，我何尝不是与你一样的心情？”（未完待续）